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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年初黄河流域排污口排查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数口子、摸底数”，这个被称为精度最高的黄河“体检”如今进程已过半。
今年3月中旬，生态环境部组织286名排污口排查人员走完了黄河干流陕西、山西段，黄河支流渭河流域及石川河共计4500余公里岸线，排查范围达到6000余平方公里，涉及山西、陕西、甘肃等3省14市（区）。
随着一个个排污口数据变得清晰，对黄河的精细化、高质量管理进入新阶段。
形成黄河排污口一张图
“黄河这么长，今天排查一点明天排查一点，没有章法。”黄河流域排污口排查工作正式开始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乔飞曾与诸多业内人士商议，这项系统性的大工程该如何规划落地。
2020年春节后，排查组首先选取黄河干流甘肃段、青海湟水河、山西汾河开展试点。乔飞介绍，甘肃段干流有宽阔的河面，湟水河是黄河流域人为干扰较少的源头支流，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附近煤化工产业较多。三者各具代表性。
初步方案是，黄河干流左右岸线1公里范围，重要支流以及社会关注度高的水域，如石川河、东平湖等都被纳入排查范围，按照沿黄省（区）尽量只调度一次的原则开展工作，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试点中得到验证。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入河（海）排污口三级排查技术指南》，排污口排查工作模式包括“无人机航测+徒步现场排查+质控攻坚核查”三级排查，六轮质控贯穿全过程。
“如果说查排污口如同给黄河做体检，那么第一级排查就像拍X光片，先发现问题在哪里，再有针对性地去排查。”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航空遥感部副主任朱海涛多次参与了第一级排查。
所谓第一级排查，即利用无人机遥感航测，将所有的疑似排污口和敏感点位在地图上解译出来，分辨率可达0.1米。同时整合地方的历史排污口数据、管网资料、工业园区资料、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区域的资料，确定相关点位，通过手机App推送给现场的排查人员。
徒步现场排查则是第二级排查，要求排查人员每一公里岸线都必须走到，不仅要核实推送点位，还要排查无人机识别不了的桥下、林下、水下的排污口。
第三级排查是对前两轮排查中的“疑难杂症”进行查漏补缺，通过专家论证、信息复核，对第二级排查中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借助高科技再排查，最终形成排污口“一张图”“一本账”。
每位现场排查人员的手机里都会安装一款“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App。朱海涛是这款App的设计者之一，他介绍，现场排查人员通过App可随时看到自己的位置，知道该去哪里排查。
“靠排查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找点位，难免有遗漏，为了做到全覆盖排查，App可以在第二级排查前推送靶向目标，从影像初步判断排污口位置，再去现场核实。影像识别不出，但凭经验判断可能存在排污口的区域就先打上‘敏感点位’，也为现场排查人员提供方向。”朱海涛说。
数万个排污口的数据如果通过纸质表格整理，可能要花费几个月，如今借助数据化上传信息，后台质控组人员实时审核，大大缩短了时间。
乔飞评价，这款App给予排查人员很大的帮助，推送点位的经纬度精确度很高，有的排污口在地图上都能看见，按地图位置到达点位，两步过去就是排污口了。
App也随实际工作不断改进。朱海涛说，其中一大改版是加入离线地图功能。此次排查时，在黄河流域的晋陕大峡谷以及甘肃段部分干流区域发现，一些地区网络信号不好，App及时上线了离线版本。排查人员提前下载好地图，在野外访问点位时，可将相关情况先保存到手机上，等到有网络的时候再上传即可。
“现场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执法技术与装备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此次排查工作质控组组长汪浩表示，他们除了要对排查人员填报的数据进行质量审核，还要在排查人员现场遇到技术问题时，及时答疑解惑。
此次，质控组共有17名审核技术员，排查期间采用“质控组-驻点技术员”“驻点技术员-现场排查人员”两级质控模式，对来自各地各单位286名排查人员填报数据逐一审核，做到数据审核“不过夜”，审核意见“不空白”。
有人将这次排查称为我国首次对黄河进行全流域、精度最高的一次生态环境“体检”。在乔飞看来，精度高不仅指利用无人机、无人船、全地形机器人、红外成像仪、暗管探测仪等技术装备实现的0.1米分辨率的精确定位，也有排查人员徒步走遍每段排查岸线，对所有点位一一拍照、记录、核实，“既有高科技，也有笨工夫”。
站在水里看岸上，有口皆查
自2019年起，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省（区、市）相继启动了长江、渤海、黄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发现长江入河排污口60292个，渤海入海排污口18886个，相比各地及各有关部门此前掌握的数量分别增长了约30倍和25倍。黄河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而数量增加的背后，是整个排查思路的转变。
“排查，不是抽查、不是检查，而是不分大小，把所有点位齐齐地过一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何连生表示，与以往工作相比，本次排查是“全口径”拉网式排查。
据介绍，此次排查的入河排污口，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入河排污口概念。入河，既包括直接入黄河干流、主要支流，也包括通过河流、滩涂、湿地等水体间接入河；排污口既包括工业排污口，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口、生活排污口、混排口，也包括雨洪径流口、农业农村排口、工地排口，还包括沟渠、河港、管道、涵闸、隧洞等形式排口。小作坊、农家乐、水体黑臭或富营养化的坑塘、垃圾肆意堆积的堤岸、面源污染外排风险高的各类场地都被归为排污口。
2018年机构改革，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职责由水利部划转至生态环境部，排污口管理整治模式随之改变。
“以前有句话叫‘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环保部门只管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的排口，现在要守好水生态环境治理只能变好、不能变差的底线，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结合排污口排查把控排进水中的各个污染源，打通岸上岸下一体化监管。”何连生说。
排查人员的共识是，黄河污染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查排污口，要站在水里看岸上，凡是可能有污染物进来的，都将其视为排污口对待，做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现场无法确定排水来源的排口，也“疑似从严”，先作为排污口登记，后续排查再进一步确认。
乔飞介绍，排污口判定需要严谨的依据，不是现场没有见到污水就不算作排污口，还得往上游看，是否有村庄、企业，这些人口集聚区、工业集聚区都是排污口分布的重点区域。
在山西省吕梁市王家沟乡，排查人员看到一潭死水，几乎算得上“一片湿地”，排查人员连续穿过两个有水流的过桥涵洞，在其上游发现村庄，许多垃圾无序堆放。
“等到五六月这里下第一场大雨的时候，这种水体对河道水质的影响将非常明显。”乔飞表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排查情况有显著区别，长江流域降雨多、水量大，有水的排口多。黄河由于干旱少雨，许多排口没有水，黄河沿岸的生活垃圾较多，可能会出现“零存整取”的现象，下雨时把之前岸边堆存的生活垃圾一并冲进河里。
在排查现场，何连生同当地群众交谈中明显感到，沿岸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且仍以小农经济为主，没有什么产业。老百姓逐水而居，不少人缺乏环保意识，垃圾四处堆放，一些人把垃圾直接丢进河里。有的在黄河滩区从事农业种植的老百姓，甚至觉得一场雨水把垃圾冲走更为省事。
各城市组排查人员在每日总结交流中发现，沿河两岸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总体能力不足，老百姓环保意识欠缺，管理不到位等现象较为普遍。
“往前看还是往后看？不同地区对待环保工作心态不同，有人盯着100分的干，有人盯着只有20分的。”何连生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推动环保工作落在基层。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跟随排查组一起查排污口，何连生感受到，有的地方一开始比较抗拒、畏惧，但意识到“体检”是为了解决问题后，都开始积极配合。
“一个原先排雨水的口子，怎么认定它是排污水的？”“你看，这条通道是黑的，虽然现在没有水，但这里还有垃圾，还有味儿，肯定排过污水。”排查组人员讲授“察言观色”的方法。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参与排查实践也使自己掌握了更多的工作技能。
治污进入新阶段，靠精细化啃硬骨头
“排查面源污染不像‘数口子’那么方便，但不管不行。污染防治攻坚战到了更加深入的阶段，在现有情况下，想要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只能去啃硬骨头。”何连生说。
“可以说，排污口拉开了推进生态环境更加精细化管理的序幕。”在乔飞看来，这次排污口排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排口-通道-污染源”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的小单元，如果能按照“一口一单元”对照清单进行管控，管理也会向前一步。
目前，3月中旬排查地区入河排污口底数已基本摸清，排查人员完成了无人机航测影像解译认定的9051个疑似排污口现场核查，其中确认6000余个排污口、2500余个非排口，工作过程中又新发现了2000余个排污口，合计初步认定排污口8500余个。
依据排查结果，雨洪排口是黄河干流陕西山西段、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以及石川河最主要的排口类型，占总数的45%左右；农业农村类排口占总数的26%左右，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工业排污口分别占总数的6.5%、4.3%左右，其余为畜禽养殖排口、河汊沟渠等。
现场排查、摸清底数是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的第一步。何连生介绍，按照“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的顺序，接下来，要看污染是从哪个企业、哪个污水处理厂、哪片农田、哪个区域来的。排污口和污染源的关系建立后，反过来管理这些污染源，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整治，保证哪些可以正常排，哪些不能随意排，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的合并，同时监管起水量和水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号），到2023年年底前，要完成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七大流域的干流和重要支流、重点湖泊、重点海湾排污口的排查。
据悉，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段将于今年上半年按照相关要求和技术规范自行组织排查，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提供技术支持并负责质控指导，最终建立黄河全流域统一、规范的入河排污口台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