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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婚恋问题研究学者，马浩宇见证了弟弟、弟妹从相亲到结婚的过程。
马浩宇来自安徽一个农村家庭。2020年1月，弟弟和弟妹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见了面。其后是“相家”，即女方第一次正式拜访男方父母，也是女方亲戚到男方家的一次考察，这是双方亲戚对最终能否成婚的重要考量依据。因而，一场宴席少不了，一个大红包少不了。
房子是双方家庭讨论的重点。马浩宇家当时因拆迁，安置房还没有确切消息。双方商讨的结果是男方在县城南部购买一处在建小区的房子当新房。
2021年年初，按照当地“下礼”习俗，男方准备了6种饮品各6箱、半只猪、一麻袋白糖、一麻袋红糖、6万元现金红包以及烟花爆竹。“下礼”过后进入“彩礼”环节，这也是在婚姻支付成本中占比最高的部分。除了16万元的现金红包之外，男方准备了10种礼品各10件、烟酒、一只羊、烟花爆竹等，于婚前4天送至女方家。这个阶段，男女双方的结婚意愿已经确定。
接下来，婚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男方携女方及其女性长辈购置“三金”或“五金”。
2021年年末，双方举办了婚礼。此时马浩宇家的拆迁安置房已分配下来，弟弟得到一套，而在城南购买的新房并未使用，却给弟弟增添了一笔贷款。
马浩宇发现，弟弟从相亲到结婚，人情支出中的礼品和礼金是巨大的“面子工程”。男方购置的礼品规格远超出一般家庭。
在农村也有解决之道。男方购置礼品时会和超市达成一致：作为“下礼”或“彩礼”的这些礼品可以退货，但存在一定差价，比如一箱牛奶的定价为70元，给超市时只按50元退。差价由男方补上，礼品退回超市后的钱则到了女方那里。这样的转换成为人情下的礼品铺张。
马浩宇的家乡有一句老话：“越往西，礼越重”。从县城往西，对礼品和礼金的要求呈递增之势。
其实，他家的这本“结婚账”，在农村地区并非个例。
他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曾针对全国21个省（区、市）开展农村婚恋问题调研。课题组在其他地区调研了解到，一些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倘若不继续升学，就一边打工一边趁逢年过节回老家相亲。由于男方打工收入一般，女方通常在结婚时提出高彩礼等要求。课题组在调研时发现，中部某省不少农村，近两年提出50万元彩礼并不鲜见。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卢丛丛发现，在老家豫南农村婚姻成本从10年前开始明显增高，现金彩礼、三金首饰、城市商品房是女方要求的基本项。近几年，婚前最低要求是当地县城商品房首付，现金彩礼一般是10万元左右，“三金”约3万元，还有订婚花费（约两万元）、结婚酒席开支（约5万元）等其他开支。
“在传统婚恋观影响下，父母将孩子的人生大事看作自己的首要责任。在这种温情脉脉的代际亲情下，房子、车子、彩礼成为乡村爱情中躲不开的三座大山。”卢丛丛分析说。
杨歆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朱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