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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已经8岁了，李璐仍然无法忘记怀孕期间妊高症带来的痛苦。
这些年，为了给独生女儿解闷，她陆续养了3只猫。婆婆不理解，“怎么宁可养猫也不生二胎呢？”婆婆经常委婉地催李璐生二胎，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带孩子。但两年前，李璐偷偷去医院安了节育环，丈夫郁闷又无奈。
这一发生在某西部省份农村地区的故事，并非个例。
长期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在题为《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的文章中提到，新生代青年的生育观念与父辈的生育观念明显不同，其生育意愿有了更多因素的考量。
2014年至今，李永萍调研的足迹涉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数十个村落。她发现一种共性现象——除了江西、福建、广东等宗族文化盛行的地区，近年来，相较于过去“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农村地区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正在转变。
据李永萍介绍，团队访谈的“Y村”，是安徽省一个有着1700多人口的农业型村庄，青壮年多前往江浙一带打工。访谈得知，1985年之前出生的女性，“放开二孩”之后，只要公公婆婆用话语“压一压”，往往有可能“再生一个”，觉得“多生一个小孩好像也没什么”。但90后总体受教育水平高，考虑的因素多，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李永萍认为，在农村地区，生育主导权越来越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他们不完全像上一辈人“完全为了子女而活”。
访谈中，李永萍记录了一个85后返乡创业男青年对养育成本的考虑。这位青年谈道，以前老一辈养孩子就是“吃饱穿暖”，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90后返乡创业青年张勇考虑最多的是子女教育。他和妻子大多数时间在乡下做农产品电商。有时，他和妻子会商量，一个人到城里照顾孩子学习生活，一个人在乡下忙工作。
李永萍观察到，在农村，80后和90后父母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他们会将孩子送到乡镇乃至城里读初、高中，租房陪读、买学区房等现象由此产生。
她粗略计算过，加上房租、生活费、兴趣班学费等，一位母亲带一个孩子在乡镇、县城陪读一年的开销在两万元以上，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年轻人生育意愿变得谨慎，很大程度上和生育成本有关。”李永萍说，生育成本由抚育成本（养孩子）、教育成本和婚姻成本构成。此外，生育对女性身体、心理、工作等方面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李永萍认为，婚姻成本背后的一大影响要素为彩礼。有些地方彩礼“标准”较高，如果一胎生的是儿子，夫妻俩会担心万一再生个儿子，将来婚姻成本会更高。
“要重视农村青年对生育成本增加的顾虑，以引导农村家庭释放生育动力。”李永萍建议，相关部门通过政策支持减轻和分担农村家庭育儿的压力和成本，尤其是减轻生育行为对于女性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成本，还包括时间和精力投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璐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焦敏龙 田宏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