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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重要的哲学理论命题，在实践层面更有着传播学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表达诉求，如何将中国故事的素材更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考验着我们的创造力和传播力。
当下，极为重要的是传播者及时进行换位思考，要将就故事讲故事的策略化为以故事为素材构建“叙事”模式。这涉及对中国故事的素材进行认识和认知的问题。前者是对既定事实的判断，后者则涉及对素材本身的理解力。
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故事素材就摆在那里，如何去构建叙事文本，需要勾勒出一个“整全观”，就像搭积木，搭建者不可能随手拿起条条块块见缝扎针，事先一定要描绘出一个蓝图，这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传播者主动作为，在思想上足够重视。在由“中国故事”到“中国叙事”向世界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接受者固有的认知成见和偏见，破除西方的话语壁垒，建立一个平等的话语环境，从而将中国实践积极融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中国叙事”的表达在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同时，要有“他者观照”。任何人“遭遇”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或者人类文明新事物时，都可能有抵触心理，因此，传播者有必要充分研究接受者的心理，必须对故事情节、结构甚至多模态的整体风格有所考虑。传播者讲故事的能力正是通过精彩的叙事情节、环环紧扣的结构和多模态要素来体现的。一旦传播者的故事被受众认可，就意味着有了一个良好开端，接下来传播者要在如何保持好受众黏性上做足文章。传播者在进行顶层设计时，还应考虑是否可能为受众提供连续出版物，或者故事的续篇，或者告知受众在哪里可以找到同质性故事，等等。传播者要研究受众的文本接受方式。以往可能乐于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素材往往比较抽象空洞，并不一定适合受众持续性阅读，受众黏性往往不够，再获取受众就可能付出更高成本。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学者提出的“登门槛技术”，要求传播者循序渐进，通过具体事例抽丝剥茧地去证明所提出的观点。我们提出的“中国叙事”的双轴模式，即以中国类型化的素材为横轴，以受众的不同特点（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建立一个纵轴，既考虑到素材本身的类型化，又考虑到受众的“精准性”和“舒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修正和丰富双轴模式。
“他者观照”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客观对象非此即彼的区分，如果只考虑中国与他国的截然二分，会使非中国区域显得过于混沌，传播者必须细化接受者的国别区域因素，国别区域越细分越有助于传播效果的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作为传播主体，初到异国他乡一般会水土不服或文化休克，更何况异质性的思想或观点。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需要学者呈现出智慧。有西方学者对不同文化中的“义务规范”进行研究后发现，当有人寻求帮助时，美国员工往往采用基于市场的方法来考虑是否提供帮助，即恩惠的相互性。中国员工则往往采用基于家庭的方法，即家庭或者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决定帮助与否。西班牙人则往往采用基于友谊的方法，即“对方是我的朋友吗”来作出决定。德国人则往往采用基于系统的方法，即根据官方规则判断我是否有义务帮助对方。这提醒我们，在向世界表达中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贡献时，需要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
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叙事”的应有之义，其传播方式更是要彰显中国智慧。传播者硬塞给受众的东西或者廉价处理的东西未必会起到好的传播效果，“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方式远比“斩钉截铁”长久有效，诚如老子的思想“柔弱胜刚强”。在传播学语境下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
（作者分别系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北京第二外国学院文传学院教授）
高宁 宋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