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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敦煌莫高窟的人知道，为了保护洞窟，隔绝外部环境的侵害，每个洞窟通常门紧锁。讲解员带队时每人拿一串钥匙，先打开洞窟的门，游客跟随讲解员走进洞窟，这是他们领略千年莫高魅力的开始。
今年夏天，敦煌天气格外燥热。每年高考、中考一结束，敦煌莫高窟照例迎来旅游旺季，莫高窟的讲解员们又开始一年最繁忙的工作季。他们常年工作在室外，夏天热的时候，地表温度有40多摄氏度，穿底薄的鞋都会烫脚；每天爬上爬下，还得不停地讲，这些对于讲解员的体能无疑是一个挑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决定走近这群拿着千年洞窟钥匙的人。
“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很神圣。”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年轻的讲解员赵轩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定位成社会教育、公共教育者。
赵轩从四川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北漂了一年后回到家乡敦煌，2019年来到敦煌当上了讲解员。
200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李亚萍则认为，游客来到敦煌跟着讲解员一起走过一个个洞窟，就像是上了一堂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课程。
在这个岗位上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讲解员办公室的桌子上基本上都是专家的书籍，有时候遇上游客提出的问题自己感觉含糊时，回来第一时间就是翻书寻找答案。
讲解员每两年就要进行大考，考试方式就是在所有开放的洞窟随机抽出3个，即刻开始宣讲，在他们面前的考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学各个方向的专家。
“他们最清楚我们是在背，还是理解了以后再讲解。所以每逢大考，讲解团队里每个人都是‘压力山大’。”
1993年出生的靳晖2016年来到敦煌担任讲解员，她从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段文杰先生的《佛在敦煌》、樊锦诗和赵声良合著的《灿烂佛宫》、敦煌研究院编的《讲解莫高窟》是靳晖考前必须复习的书，“不能说背得滚瓜烂熟，这3本书每个章节都是什么内容，在脑子里是印下了”。
靳晖说：“我可以用不同的解说方向来打破自己的重复，同样的一个洞窟，一幅壁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在讲解时，我会时常变换角度，对于自己是重复中的丰富。当然在这背后，就需要不断地去学习敦煌学的成果。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点，我现在研究诗词与壁画，还有人喜欢服饰，有人偏重历史。”
宋淑霞现在是文化弘扬部的副部长，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来莫高窟视察时，正是宋淑霞担任的讲解工作。而她现在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团队管理和社会公共教育尤其是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上。
宋淑霞说，每年都会与云冈石窟、兵马俑等文化遗产地交流，通过敦煌的外展让这支队伍有更多的见识，认识到洞窟讲解和展览馆讲解的不同。将年轻人送到外面大学学习深造，去国外留学开阔眼界，这是敦煌研究院一直以来的传统。
宋淑霞当下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不断地扩大敦煌莫高窟文化的外延。
从2014年起，文化弘扬部一直进行莫高学堂进校园的公益活动，从未间断过，“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子活动，就是每年评选小小讲解员，最终获奖的讲解员可以来莫高窟参观，同时在暑假时来莫高窟个别洞窟担任讲解员工作。”
发展到今天，莫高学堂已经覆盖了敦煌市全部6所小学三至五年级的社团课，而讲解员团队里有十几人成为社团的老师。
李亚萍、赵轩、靳晖都是其中的成员，赵轩说：如果当天有社团课，就需要上山带头两批客人，下午3点左右，下山去学校上课。
宋淑霞说，我们准备淡季的时候，把敦煌文化通过公益讲座的方式送到其他城市，当然边远山区的学校也一直在我们的工作规划中。
莫高学堂所用的教材都是由讲解员执笔，最后由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审定，成为公开出版物，他们制作的音频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投放一个月，粉丝达到了10万+。
“讲解员们在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不能只说我接待了多少万游客，他们需要更多的渠道将自己的积累释放。”宋淑霞说道。
在这个队伍里，有人转岗成了其他部门的骨干，陈列中心的陈瑾，曾经是德语讲解员，她现在做的是社会公共教育。
柴启林则是莫高窟研学中心的负责人，他积极地给热爱莫高窟艺术、希望深度学习敦煌文化的人进行各种课程定制。
而有人成了敦煌学的研究者，每天“浸”在石窟里，经常有新的发现。
现在，由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翻译的日本宫治昭所著《犍陀罗美术寻踪》和《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成为敦煌学学者的工具书。
“前辈的榜样就在那里，好好学，不断地往前。”赵轩说。
他说，有一次在莫高窟的九层楼广场主持完节目，人群散去，天黑了下来，他和同事们往外走，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不说话了，这一刻世界和时间凝固了。石窟就在身后，忽然觉得能与敦煌莫高窟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