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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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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尤为关键。
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压抑的消费需求开始恢复性释放，但表现低于预期。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增速较4月回落5.7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2%，环比下降0.2%。
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再创新高。截至4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73.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万亿元。仅今年一季度，住户存款就新增9.9万亿元，超过了2018-2021年的平均新增存款。
“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7月8日在2023年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呼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如何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可以考虑采取哪些办法，来让老百姓有收入、愿意花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在本次论坛上建言献策。
消费不足，超额储蓄，如何应对
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杨伟民在本次论坛上强调，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扩大居民消费不仅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杨伟民曾担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参与过多个“五年规划”的制定。他认为，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中国经济本来已经在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转轨，但3年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转变路径。杨伟民列出了一组数据：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9%，2021年这个比重降到38%，2022年降到37%，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下降两个百分点。作为对比，2010—201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40.3%，疫情3年又提高到了45%；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在过去10年是-0.6%，现在则提高到13.1%。
杨伟民进一步拆解了居民消费的数据：疫情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0.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0.2%；住宅商品房销售年均缩减-8.5%。
居民消费为何不足？杨伟民认为，一是因为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二是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相当于居民教育、卫生、餐饮消费的总和；三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之差10.2倍。
超额储蓄的规模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的注意。数据显示，2022年住户新增存款高达17.84万亿元，比2021年多增7.9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一季度，住户存款又新增9.9万亿元。
通过分析家庭预算曲线的变化，蔡昉认为，疫情3年间居民收入的增长有所受阻，居民支出也随之起起伏伏，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定的超额储蓄。
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
作为劳动经济学专家，蔡昉分析，若居民家庭预算曲线难以恢复，经济复苏定会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补偿，不能尽快恢复就业，不能尽快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有可能就从短期的调整消费转成长期行为，进入到大家最近在讨论的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他呼吁，应该考虑针对居民家庭预算曲线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补助刺激等手段，设法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资产负债表衰退是近年来讨论越发频繁的概念，指的是在资产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居民部门因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而增加储蓄、减少投资，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转而追求债务最小化。这一理论最初由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用于解释日本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低迷的困境。
在蔡昉看来，当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消费，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能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可以更直接地应对经济堵点和短板。
蔡昉还建议，要重视户籍制度改革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以目前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来看，由于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担忧，导致其消费能力被抑制了约23%，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效释放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意愿，“这个总额度可以高达万亿级”。
这与杨伟民的想法不谋而合。杨伟民建议，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需要做两方面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驻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登记。
杨伟民还建议，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之上，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完善高端、高档消费的政策含义，鼓励高端产品和服务扩大共享。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要想扩大消费，除了让居民有工作、有收入，还要想办法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办法之一就是发展完善资本市场，让老百姓通过股票、基金等渠道也能赚到钱。但现实中，“基金赚钱基民不挣钱”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机构在市场行情火爆，此时往往也是估值处于高位的时候，向客户大力推荐各类明星基金经理、推销和兜售相关产品，以更多地赚取销售费用和管理费。这就和财富管理要以客户为中心、为投资者利益服务的理念产生冲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巡视员周学东认为，目前我国财富管理领域一个很大的缺失在于买方投资顾问制度未发展起来。
周学东认为，需要大力发展以投资者利益为先的、买方性质的财富管理业态，即买方投顾。这主要是指财富管理机构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的咨询服务、并由投资者付费的金融业务。买方投顾机构应当遵循的展业要求，将投资者利益即买方利益置于卖方利益之上，为投资者提供最优的资产配置方案或咨询意见。
周学东认为，近年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技术飞速发展，给买方智能投顾业务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技术支撑。比如，生成式AI可针对客户的财富特点及投资偏好，通过分析预测各类资产价格趋势，形成有价值的投资组合策略与建议。
作为国内较早倡导买方投顾服务的平台，中金财富已尝试用科技手段赋能投顾。中金公司管委会成员、中金财富总裁吴波谈到，尽管买方投顾转型的具体执行做法在行业内还未达成一致，但6月9日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这有利于形成监管、行业、客户三方的共识，形成行业执行层面的具体范式，助力财富管理行业更好地服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