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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元素在欧洲的影响从贵族到平民，从庙堂到江湖，随处可见，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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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明十三陵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后的7月，明十三陵景区游客的热情和盛夏一样火热，人群中有一支显眼的特殊队伍，他们是明文化粉丝，简称“明粉”。他们身穿“明制汉服”，带来一场特殊的表演——“出警入跸”仪仗。
出警入跸，指的是皇帝出巡归来，沿途加强警戒。“跸”的意思是帝王出行的车驾，“警跸”的意思是清道。由于“出警”与“入跸”同是扫墓、巡视的过程，因而通常被合称为“出警入跸”。
在明朝时，盛大的皇家谒陵队伍会从德胜门出发，直至京城45公里外的天寿山（今北京市昌平区北部）。在整个行进过程中，皇帝及其仪卫庄严肃穆地行进和演礼，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明代画家将皇室谒陵从出发到抵达、再返回的整个时空历程，浓缩于两幅长卷之中，成为著名的《出警入跸图》。其中，《出警图》绘皇帝骑马，由陆路出京；《入跸图》画皇帝坐船，走水路回宫。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了解明文化早已不满足于“看”，而更青睐“体验”。再现“出警入跸”的同时，明十三陵长陵景区的地标建筑祾恩殿前，举办了以“日月同歌”为主题北京古建音乐季十三陵专场音乐会；此前，在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新年祈福大典、明代甲胄巡游、《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复原展、明代服饰复原大秀、关王庙祭祀礼仪、居庸关古战重演等系列活动，纷纷面向大众开展。
以“臻美大明 溢彩彰华”为主题的2023明文化论坛，近日在明十三陵景区举办，主论坛聚焦“明代美学”。著名文艺评论家李舫在《明代的历史高度和世界影响》演讲中说，明代是当时的思想、经济、文化的输出中心，在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明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舞台上最璀璨的明星。
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元素在欧洲的影响从贵族到平民，从庙堂到江湖，随处可见，司空见惯。贵族在宫廷宴会上穿着华美的汉服，巴黎最热销的票房名剧是中国的皮影戏，装饰精美的中国花轿在城市的主干道上络绎不绝，中国的扇子随时出现在贵族的手里，至于精美绝伦的瓷器，更是全民热捧……
世界都爱明朝，那明朝人心中的美什么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琦，与线上线下的“明粉”聊了聊。 他用了3个字来概括明代美学特征：一是“大”，二是“简”，三是“巧”。
第一个审美观是“大”。北京故宫的基本格局在明朝建立，至今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面宫殿建筑；而明长城，至今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大规模的地面建筑。明朝人胸怀大，眼界大，以“大”为美。而这种大，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统治者、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结果。
明朝初年的几位皇帝，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在开疆拓土、统一中国之外，在很多事务的规模上也主张“大”。如果说明太祖是明朝的奠基者，那么明成祖就是明朝进一步的开拓者，在明太祖的基业上把明朝的事业向前推进。
明朝到了永乐时期，国家实力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毛佩琦曾提出一个概念，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巅峰时期的社会，又是一个走向近现代的社会，还是一个与世界连在一起的社会。而明朝走向世界巅峰，就是以“大”的面貌、包容的胸怀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即为明朝的“大”的集中体现。其所遵循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原则，是强不凌弱，是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只有站在世界的中央，在国家权力极盛的时候，才有底气、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向天下提出这样的口号。这是明朝心中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直到现在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第二个审美观是“简”。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文化到宋朝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但毛佩琦认为，明朝在宋朝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这种简约是一种审美的情绪，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状态。
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明朝文化的“简”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一个平民成为皇帝，他的平民身份的特征，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和统治思想之中。比如，《明实录》记载，他要求宫殿不得彩画，凡是能用瓷器的就不用金银器，衣物能洗一洗再穿的就不要浪费……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朱元璋的孝陵立着一块《御制皇陵碑》，碑文由其亲自撰写，大意是：以前的碑文都是请儒臣写的粉饰之文，不足以为后世子孙戒，今天我要用直白的话来讲述，讲述我出身的苦难，我的贫寒，我历经的那些磨难……
曲阜孔府收藏着一块有趣的碑《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记载了朱元璋接见孔氏后人的对话。碑文是“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少吃酒，多读书”这样的大白话。朱元璋还下过正式文书，要求文件不得繁文，不得任意无谓修饰，一定要简单明白。
朱元璋提倡了一种朴素、平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态度，这对明朝影响巨大，一个典型就是明代家具。清代家具中有一种床叫“千工床”，要用1000个工日来雕刻，相当复杂；明朝就没有这样的，仅仅几个线条、几个结构，表现出一种非常务实的审美态度。
明朝的瓷器同样是“简”。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瓷器，清朝留下的比较多，特别是乾隆时期的瓷器，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毛佩琦提到一件往事，据说林徽因在参加国徽设计时，对其中一个方案提出了含蓄的批评之语——“太乾隆了”，意思是太繁缛了，没有把美的元素发挥到要处。
再看明朝的瓷器，青花，一蓝一白，就像中国的书法，一黑一白，在简洁中展现出千变万化的情趣。即使后来出现斗彩，比如著名的鸡缸杯，但和清朝的大红大绿相比，斗彩是含蓄的红、含蓄的绿、含蓄的黄，轻轻点缀。这是明朝人的审美态度。
第三个审美观是“巧”。在本届明文化论坛期间，“明定之典——定陵文物再聚首展”同期举办。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金冠，以及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4顶凤冠将“合璧”亮相。此外，还展出万历皇帝乌纱翼善冠、宝带、佩刀、金盏、金盂、金镶宝石饰品、玉带板、玉盒、青花梅瓶、衬褶袍、百子衣等定陵出土文物近百件。在这些文物中，明朝的“巧”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所概括的大、简、巧，是就主流而言。明朝的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大观园’，既有主流的，也有支流的，既有官方的皇家的，也有民间的。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是根据我们现代的审美价值观，汲取它最有益的营养，为我们的当下和未来服务。”毛佩琦说。
也正如李舫所说，经过了岁月的淘洗，明代的文化科技思想审美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峰，这是明文化在当下的价值，也是我们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创造璀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有理由深度挖掘明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