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邵彤下课回到宿舍时，两个室友都搬走了。
在枣庄学院世界语专业，2022级的25个学生里已经有9个转专业走了。邵彤在两张空空的桌子之间坐下来，突然有些失落。她写下自己的心情，配了张《基础世界语》课本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有两条热门评论被顶了上来：“你也会转的”“你打出来这句话的时候会笑吗？”
只有223人给她点赞，声量太小了。
“世界语是什么语？”今年1月，一位世界语专业的学生家长进行线上咨询。开学后，这位家长让孩子转了专业，去读了考公考编不受限的文科热门专业——汉语言文学。这位家长的孩子就是邵彤的室友。邵彤记得，“她自己是喜欢世界语的”。
邵彤选择了留下来。她瘦瘦小小的，不过1.56米的个子，戴着副眼镜，说话声音也小。“不转专业，我可能会后悔。”她缓缓地吐字，“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后悔，因为选择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没有把人走死的路”。
选择
邵彤并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选择的世界语专业。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她有96个志愿可以选。两年前分科时选下的“生物+政治+历史”组合，已经给她可选的专业画下了一个圈，但96个“院校+专业”的组合和排序，仍然是道复杂的选择题。
在邵彤看来，县城里“一条街上总有一两个”的志愿填报机构，就是为这道题而开的。邵彤的成绩比本科线高43分，她没有特别想读的专业，只希望能安全地上一个本科。多年在外务工的邵家父母花了3000元，给女儿找了个填报志愿的辅导机构。对方提出的策略是：前10个志愿要冲刺，中间40个求稳，剩下的托底。
邵彤知道，填志愿要查“就业前景”。在搜索“枣庄学院世界语专业”时，她从网页简介上看到：这门语言希望帮助人们跨越语言、肤色、种族、地域等界限，消除歧视、仇恨和战争，以“世界大同”的愿景平等、友好地交流相处。
邵彤立马被打动了。她觉得这符合她初中时定下的人生志愿，“要做有意义的事”，给别人带来帮助。她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独自走过情绪敏感的青春期，受过欺凌，性格因此越来越内向，曾经很希望有人能帮她一把。
即使她也看到了世界语“没有母语者”“不被看好”的评价，但她不在意了：“（志愿专业）如果不喜欢，就要看条件；如果喜欢，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她留下了“枣庄学院+世界语”的组合，并把它排在了第12位。
某种意义上，100多年前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接纳了世界语。1912年，蔡元培在北大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和本科选修课，鲁迅也教过这门课。他说，“要问赞同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赞成Esperanto（世界语）。”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求知和走向世界的热情空前高涨，也推动了世界语的学习热潮。据统计，当时国内有40万人学习世界语。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学校都曾开设过世界语课程。
1983年，山东枣庄的煤矿工人孙明孝碰到一位高中同学，对方在挎包里装着小录音机学世界语。他向孙明孝介绍，学会了世界语，爬泰山时就能和外国人说话。孙明孝就此产生了兴趣。
世界语把孙明孝从煤矿带进了学校。1985年，他进入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2003年来到枣庄学院从事资产管理和国际交流工作。2011年，他在学校申报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义务教课。3年后，他又推动创立了枣庄学院世界语博物馆——目前世界上展陈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世界语博物馆，其中收录了6万多件藏品。
2018年，枣庄学院开设了全球唯一一个世界语的本科专业。它采用“世界语+英语”的双语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
为保证就业率，这个专业并非每年招生。5年来，这里招收了2018级、2019级、2022级三届学生，每年20-25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调剂来的，像邵彤这样主动报考的是少数。
这些学生的高考成绩刚刚过本科线，报志愿时很少有明确的目标。“有学上就行。”2019级世界语班的学生宋振远用《阿甘正传》里的台词比喻当时的专业选择：“盒子里的巧克力，吃到哪一块就算哪一块。”
自由
拿到世界语“巧克力”的学生，很快适应了它的味道。
世界语最大的特点是门槛低、易上手。这门语言刚传入中国时，有人将其翻译为“爱斯不难读语”——寓意为关心人类、并容易学会。列夫·托尔斯泰声称自己学了两个小时，就能用它自由阅读。
这是一门规律的语言。所有的名词都以“o”结尾，动词以“i”结尾，形容词以“a”结尾。在此基础上，改动前缀后缀，就可以改变含义：美丽是“bela”，丑陋就是“malbela”；爷爷是“Avo”，奶奶就是“Avino”。
规律之上的世界语，追求极大的自由。它的语序灵活，同样的意思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我爱你”，既可以是“Mi amas vin.”也可以是“Mi vin amas.”“ Vin mi amas.”——没有对错之分。
这让学生们尝到了一点甜头。大一下学期，邵彤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和外教简单沟通了，“英语要学几年才可以这样”。
这让她提起了兴趣。在这之前，她总觉得自己学东西“很慢”。高中三年，她上了近两年网课。数学老师年纪大了，不会用网络，一年多没上数学课。化学、物理老师又“讲得飞快”，她跟不上。网课结束，她还要给爷爷和小弟弟做一日三餐。3年下来，成绩一沉再沉，“所以才来（枣庄学院）这儿”。
2018年，枣庄学院请来了82岁的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李威伦，为第一届本科生上《基础世界语》课。2018级学生赵亚楠很尊敬他，她没想到能在这里听北京的老师授课。他还鼓励赵亚楠：“你很努力，学得不错。”
这份鼓励让她确信，“自己原来也可以学好一个东西”“没有想的那么差”。
大一上学期，学院组织去中国外文局参观。在办公区，赵亚楠看到了一整面世界语的图书墙，她觉得不可思议：“世界语出版了这么多书，还有那么多人为它工作。”那个瞬间，不仅是世界语，仿佛她自己也得到了认可。
之后，全班又去浙江参加全国世界语大会。赵亚楠见到了各地的世界语协会，还知道有小学在教世界语。大学期间，班上也选派同学去越南、芬兰、韩国等地参加过世界语活动。今年，孙明孝通过邮件邀请来的意大利外教莎莎，给2022级每个学生都介绍了法国笔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他们眼前展开。
“相比同一层次的二本院校，世界语专业给我们这个分数的人提供的教育资源，我觉得是很优质的。”2019级的学生宋振远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实
世界语像一个望远镜，让这群二本学生站在枣庄，看到了世界的朋友。
但摘掉望远镜，脚下却是一条逼仄的路。
世界语相关的国内就业单位，主要有4个：中国外文局的世界语传播事业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和一所世界语特色学校——山西太原的柏杨树街小学。
在申报本科专业之前，枣庄学院去这些单位做过调研。“都出现了人才断层。”孙明孝说。当时，世界语的人才培养主要靠中国传媒大学开设的培训班，2018年，中国传媒大学申请撤销了世界语专业。
“就是因为他们退出，我们才加入的。我们的底气就是世界语专业单位需要世界语人才。”孙明孝笃定地认为，“我们这个专业开晚了，要早上20年，这个班才能接上。”
事实上，2022年世界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前，这几家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几乎只有1个。
孙明孝介绍，为扩大就业面，目前这个专业实行“复合人才培养方案”。除了世界语，学生们还会学习英语、电商、网络与新媒体等课程，可以在教育、传媒、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从事教学、跨文化交流、翻译等工作。
但最受学生们欢迎的稳妥选择，还是考研和考公考编。但对于前者，国内没有世界语的研究生专业；对于后者，学生们只能选少数没有专业要求的“三不限”岗位。
赵亚楠班上25人，接近一半想转专业，但没能通过审核。最终，有23人选择跨专业考研，只有5人上岸。
毕业典礼那天，赵亚楠两手空空，没找工作，也没有学上。不只是她——毕业照上面带微笑的多数人，都揣着一样的心事。
曾上过世界语选修课的学生李博川说，他理解这些学生的心情：“他们是经历了高中三年苦学考上来的，结果就业可能还比不过大专。心里就会不平衡，甚至讨厌这个专业。”
李博川觉得，“高等教育的问题，本质上不只是教育的问题，也有就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设立本科是让人学一些基本知识，为了科研做准备，它不是职业技术学校。但是现在事实上，本科培养的是劳动技能。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语作为本科专业就有了矛盾。”
孙明孝也知道学院培养出的世界语人才里，只有“少数人可以从事与世界语有关的工作”，其他人则是“将世界语的种子带到各行各业”。但他相信，“种子只要有了条件肯定会发芽”。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大众学习世界语的热情就降了下来。人们发现它没有迅速成为通用的国际语，自己也无法从中直接受益。
“工具”
赵亚楠不喜欢用攻略、计算的方法做事。
小时候有一次旅行，父母让赵亚楠做攻略。她跑过许多家旅行社，把行程安排精确到每一小时在哪里、做什么、用时多久。她以为会玩得很好，结果一家人疲惫不堪。
十几年后，她想起这趟旅行，已经完全忘记了目的地，只记得一个感受：累。
“感觉一直把自己赶着往前走，好像自己只是一个工具。”
2018年高考，赵亚楠几乎是用一种“反攻略”的志愿填报方法，把自己交给了世界语。
她先是填了两个用来“冲刺”的省外院校，紧接着，把枣庄学院填进了第三志愿——对她的分数而言，这是不错的选择。
她喜欢语言类专业，将来想当老师或翻译。但枣庄学院开设的日语、英语专业，她都不感兴趣。世界语她觉得挺有意思，把它写成了第一志愿，其他没再深究。
高考结束后，她曾考虑学医，但读医的姐姐反复告诫她学医如何辛苦。她身体不好，索性放弃了。这个放弃的过程令她懊恼：“还没学，压力就来了。”
她不想提前看到“答案”，也不想走“必须”的路。
以前放学回家，她“必须”先写作业；做不出的物理题，“必须”卡在那儿琢磨。直到有一天，她观察到同桌做卷子的方法：她把整张试卷看一下，先做自己拿手的题，并不从头开始写。“她不按规则来，学习成绩还是很好。”
高考填志愿时的莽撞，几乎是赵亚楠刻意为之的。她尝试寻找自由。一连串“现实的失败”之后，世界语再度把赵亚楠带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中。
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拥有全球唯一的世界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点。2019年，枣庄学院与其达成合作，开设了“国际语言学与信息管理”专业的硕士培养项目。
去年9月，赵亚楠、李博川等6名同学收到了入学邀请，前往波兰读书。
价值体系
在波兰，学生们总是卡着点来上课。“如果老师迟到了15分钟以上，他们就默认这节课不会上了。如果肚子饿，大家就在走廊里席地而坐，边吃饭边聊天。”赵亚楠说。人们交流，就只是交流。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世界语者愿意平等、友好地相处，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直至现在，世界语的社群中还有一项“护照服务”——全世界的世界语者都可以通过其网站，在其他国家寻求当地世界语者无偿的旅游接待和帮助。在德国参加活动时，有人告诉赵亚楠，很多俄国的世界语者正在通过乌克兰的世界语者，帮助当地流离失所的人。
“世界语一开始吸引我的点，是我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另一套价值体系。”李博川说，“这套价值体系是不那么功利的，不是有钱就非常好、没钱就是废物，也不是学历高就厉害。没有人会说我是废物，大家都挺开心。”
在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里，李博川的“失败”是彻底的。
2016年高考，他没够上本科线，上了枣庄学院的一个大专专业，被父亲数落了一整个暑假。
他认为自己是因为“爱好太多”“精力极其分散”，才导致了这场“失败”。他接受这个结果，但也无法做到毫不在意——“在很多人眼里，上了大专就不是什么好学生”。
开学后，李博川在世界语博物馆认识了这门语言，很感兴趣。语言一向是他的爱好，同时，他也想借用这个小众学科来标新立异、证明自己。
当时，来自日本的前亚洲世界语协会主席佐佐木照央在枣庄学院给全校学生上世界语选修课，李博川就去蹭课。世界语选修课把他从自卑中拉了出来。他连着上了两年，发现自己学得挺好，“而且是超过一些人的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圈子里，我觉得自己很受支持，不管是老师，还是社会上的世界语者。这对我来说太棒了，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李博川说。
这套包容的体系，甚至帮助他取得了“现实体系”的成功：一个近在眼前的硕士学位。
来波兰之前，他考过专升本，没考上。大专毕业两年之后可以考研，他也没考上。于是一边在小学任教，一边参加成人高考，最后读了一个函授本科，才得以申请来波兰读研。
许多人把深造两年的时间和费用，看作是一种投资。但在李博川的观念里，它更像一笔消费。“我最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病。”“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和招聘时的条条框框，我可以在家里学习一切东西，甚至连大专都不用去上。”
眼前的生活，“除了不知道毕业了能继续找什么工作”，大体上他是满意的。“这已经是天大的收获了。”李博川笑道。
至于找工作的焦虑，还不足以对他产生“严重的影响”。他相信，用大专学历都能找到工作，拿着硕士学历，“应该不会比之前差”。“对我而言，很多门槛已经消失了，我可以跨过去了。剩下的，我有多少能力用多少能力，该考的考，该应聘的应聘。”
出路
可是应聘什么呢？
李博川设想了很多方案。他说，可以用世界语做跨境旅游和贸易的生意，也可以用世界语辅助做文化和历史研究，还可以去中国外文局，用世界语传递中国声音，“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很有必要”。2018级世界语专业有一位女生就留在了这里工作。
最实际的是当老师。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盛清银曾许诺，明年从波兰留学归来的学生们，将有机会到枣庄学院任教。他可以回枣庄学院，或者去教中小学的外语课。
如果都走不通，还可以继续读书。他想读计量语言学的博士，“它能用数学的方式表达语言，这种量化研究可以让语言学对接其他学科，比如心理学、信息学、神经科学。做了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就需要我了”。
“现实的世界，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走不通了，换一条接着走下去就是了。”在李博川的设想中，他相信个体的力量。
“找工作的是人，不是专业。不是说我原来能找到工作，我读了这个专业之后，找不到了。那不可能。”李博川说。
宋振远是最好的例证。今年毕业之前，他拿到了10个录用通知： 5家银行、1个军队文职、1家电商和3份体制内的工作。最终，他选了家乡临沂的选调生。
同学认为，宋振远是一个“把每一步都安排得很好”的人。但宋振远说，从他盲选世界语开始，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甚至现在也是。他只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太强的目的性”。这与张雪峰在直播间强调的“以终为始”完全背离。
李博川想，如果世界语的路实在走不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有个几千元工资”，做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写书，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
赵亚楠也在摇摆。她想以世界语为谋生之道。但又担心，这份工作未来会不会消失？“父母年龄大了，又只有我这一个孩子，还是要靠谱一点。”
“在国内推广世界语，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她说，“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对我有用、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才会去学它、应用它。”而最大的用处，是现实的用处。
这几乎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尴尬境遇。
“学古典哲学的，谁去听你讲古典哲学？去教书，没有哪个小学或者中学开古典哲学的课。去企业，你不能生产产品，给人家创造不了价值。”李博川说。
不止中国如此。据媒体报道，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正在直线下降。“从2012年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园里的英文专业学生人数从953人下降至578人，语言和文学专业毕业生数量大约减少了一半，历史专业的学生同样如此。”“在过去10年里，大学阶段的英文和历史学习人数下降了整整三分之一。”
除了美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五分之四的成员国，过去10年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下降。”这份报道提到。
“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哲学？是需要的。它起作用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它要以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为单位来起作用。”李博川肯定地说。
理想的功利主义
87岁的李威伦至今还在践行他的诺言。他住在北京昌平的养老院里，在那儿开了一个小培训班，教老人们学世界语，目的是防止老年痴呆。
2012年，他在第45届国际世界语教师大会上说：“为了世界语，我永不退休，我将为世界语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前两年，他才从北京语言大学世界语选修课的讲台上退下来。离开前，他找了几个接班人，都没成，那门课现在没人教了。
43年前，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联名要求开设世界语课。学过世界语的西班牙语教师李威伦向教务处自荐，当了老师。他自编教材，自费出版，自己编写世界语歌曲和游戏，理由只有4个字：（世界语）“是好东西”。
在他看来，世界语从诞生至今的唯一目的，就是架起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桥。
20世纪，有人自发用世界语翻译中国的《四大名著》，要将文化传播出去。《中国报道》杂志还设立世界语版，冰岛的世界语者看到了这本杂志，渴望了解中国，因此促成了1952年首个冰岛文化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有一位比利时老人，曾把发展世界语事业的美好愿望寄托在中国。他立下遗嘱，将一生积攒的全部遗产捐给《中国报道》。
李威伦把半生都沉浸在世界语教学的乐趣中。他不愿面对繁杂的人情世故，不想升官发财，直至退休都是副教授的头衔。
据媒体报道，欧洲学习世界语的人还在增加。但在国内，愿意走这座桥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是世界语运动大国，但是高水平的世界语者数量不如日本、韩国多。目前全球世界语者最多的应该是巴西。”孙明孝估计，国内目前的世界语者不超过1万人。
曾有人在网上问，学世界语的前程如何？
李博川看到了，用黄埔军校大门上的对联回复他：“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他眼中的世界语正在开拓期，是搞大航海，能漂到大陆上还是被淹死，都是不确定的。
世界语的先驱、曾经的人造语言——沃拉普克语，几乎已经消亡了。“它孵化了世界语，而世界语也可以消亡，还会有新的国际辅助语。”李博川笃定地认为，只要语言存在，就会存在国际辅助语的方案。
和世界语一样，李博川的人生也做好了“无法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的准备”。世界语只是他的兴趣之一。他喜欢航空器，喜欢物理和音乐，还想当个作家——这是主要的人生目标。
他说，他也是功利的。“人们追求钱是为了花钱，花钱是为了享受。我一步到位，直接追求享受，去干我喜欢的事。”“我希望我写的东西有人看，这也是一种功利主义。”
但不是所有人看起来都这样潇洒。理想和现实的争斗，让邵彤看起来既怯懦又勇敢。她总是先说：“我会害怕”“我有一点担心”。接着又鼓励自己：“我不应该害怕的。”“没有路我就去开辟路。”“只要自己有了知识和技能储备，就不怕了。”“如果这个岗位不行，我也可以去干别的。”
刚刚毕业的2019级学生里，没有人申请去波兰。一位学生坦言，学校即使能提供任教岗位，也是有限的。第一届留学生回来，补上了师资缺口，第二届不见得还有机会。
2019级学生张明月考研失败后，幸运地走到了应聘外文局世界语岗的最后环节，然后被刷了下来。被录取的是一位首都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女生。
这让2022级的邵彤更加忧心。“他们走过的路，可能就是我们以后要走的路。”“是不是得考研考上一个985或211，才更有竞争力一些？”
“我也很担心失败。”她说，“可能就是有一个理想作为精神支撑。”
她十分看重理想，甚至觉得，“一份好的工作也许没有那么重要。我可以去兼职，但我不能放弃我的精神力量。没有了精神支撑，人就是虚的。”
她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小村子长大，从小学起，父母就辗转全国打工，供养她读书。邵彤在孤独中长大，有时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常常哭。
只是，父母没让她感受过经济的压力。“他们尊重我的选择，说只要我开开心心的。”
这个普通家庭的父母打工十几年，让孩子拥有了理想的可能。邵彤说，如果考研失败，父母愿意供她去波兰留学。
她觉得，或许自己以后也会改变想法，“如果家庭有压力，父母都年纪大了的话，我也要养家。”
只是现在，她想继续读下去。“世界语没有人推广宣传的话，我就可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她顿了顿，“而且，我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我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杜佳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