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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张馨月，到海南参加南繁育种工作，第一次下了水田。这个博士毕业的姑娘，才发现穿着套鞋在水田里根本走不动，“连脚都拔不出来”。在简陋的住所里，她第一次听见壁虎的叫声，吓得一夜没睡。
南繁，这个搜索率不高的词汇，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饭碗紧密相关。海南南繁基地，北纬18度线以南，自然造化让这里聚满光和热。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人利用海南冬春两季独特的温度和光照条件，加种一季或两季水稻，在一年中完成2-3个育种世代，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据统计，全国有近两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获得，占全国育成新品种的70%以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
很少有人知道，南繁有一个来自浙江嘉兴的四代育种团队，他们追着太阳去育种，把希望“种”进这片热土。
走了半个世纪的南繁路
1965年，嘉兴农业科研人员开启了浙江省首批南繁育种征程。南繁育种团队如候鸟般迁徙，艰苦奋斗、赓续传承，接力棒也逐步传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浸种、催芽、播种、移栽、管理、杂交、选种、收割、脱粒……周而复始的工作枯燥而又艰辛，磨平了一位位科研人员最初的好奇，却更坚定了他们“培育一颗良种”的信念。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早些年南繁艰苦环境的真实写照。为了解决当地散养的家畜家禽等“破坏”问题，科研人员在田间搭一个草棚，横几块木板当床，一待就是半个月；生病了，带着满满一箱子药坚持到海南育种；突然下大雨，赶忙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住水稻材料……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一代又一代南繁育种人的身上。
如今，嘉兴南繁育种人员达30多人，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27岁。嘉兴南繁育种成果3次站上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嘉丰优2号”“嘉禾香1号”“浙禾香2号”3个品种获得全国优质稻金奖。育成的水稻品种占浙江省常规晚稻面积的55%以上，秀水、祥湖、嘉禾等多个系列水稻品种在全国15个省份种植，累计推广面积达7亿多亩，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
嘉兴，这块以“禾”为名的土地上，关于丰收的故事已绵延了7000年。20世纪50年代末，马家浜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碳化的稻米颗粒。嘉兴被认为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如今，嘉兴市粮食播种面积多年保持在220万亩以上，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连续17年位居浙江省首位，稳稳地扛起“浙北粮仓”的重任，南繁育种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29岁时，姚海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回到故乡嘉兴工作。当时水稻遭遇稻瘟病，一些老病区和重病田块几乎到了颗粒无收的地步。自小在农村长大的姚海根，深知各种气象灾害、病虫危害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为了尽快培育出水稻新品种，姚海根主动加入水稻育种组，成为南繁育种“第二代”，至今已坚持整整50载。
1974年冬天，姚海根第一次参加南繁育种，从嘉兴乘火车到广州，彻夜排队买票，辗转摆渡到海口，住一晚小旅馆，再从海口坐汽车到陵水，整个行程下来，7天已经是最短的时间，若途中遇到船停开、票难买的情况，得要十一二天才能抵达。
姚海根和团队在寂寞的田野里奋斗6年，他的处女作“秀水48”终于面世，打破了当时育种界“丰产不抗病、抗病不丰产”的定论，让深受稻瘟病困扰的水稻主产区增产达20%以上。
在一粒种子成为良种前，往往需要经过8到10代的培育，要从几千甚至上万个材料中进行筛选，也意味着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失败。等到种子成熟后，还要采收、晒干，再带回各地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收获的上千份育种材料，一袋袋装好，每人提两个铁皮箱子，总重接近50公斤。老南繁人说，那是真的很重。这些种子是一年甚至几年劳动的成果，“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要”。
在普通人看来，田里的水稻都长得差不多，而在姚海根看来，每一株各有不同。今年在这片稻田里种下了7000份育种材料，有的还在“幼儿园”阶段，有的则“读高中”了，可以参加“区试”。事实上，一个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少则五六年，多则10多年。而育种成功并能推向市场的品种非常少，有多少人能承受用一生时间去从事一件可能没有结果的事？姚海根说，他的想法是择一事终一生，这辈子选好了人生目标，就全力以赴。
海南是个度假胜地，但姚海根从来没有在这里旅游过。除了外出开会，他每天都在稻田里工作。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对他来说是日常。和年轻人聊天，他也会感慨，要是再年轻点就好了，可以做更多工作。
南繁育种，更育人
来乐春，今年74岁，嘉兴市秀洲区农科所原所长、高级农艺师。他南繁北育、冬去春来的候鸟之旅，已有45年。和姚海根一样，他依然坚持在地里自己割稻。育种生涯中，失败是常有的事，但来乐春总是充满热情。
初中学历的来乐春，从1978年搞水稻育种后，一直都靠自学，“摸着石头过河”，先后育成了“二九丰”“嘉籼222”“嘉籼758”等一批早籼高产抗病品种，省内外累计推广6300多万亩，增产稻谷15.75亿公斤。
时代在变，来乐春也自学了电脑，提高工作效率。育种人的记载本上总是密密麻麻，一页A4纸上，得有近500个空格需要填写，抗倒伏性、株型、粒型……一个都不能落下。来乐春说：“在电脑里做表格，就可以直接把淘汰的材料那一行删掉，留下的继续记录，更方便些。”
嘉兴市农科院研究员黄海祥，是嘉兴南繁团队中的“第三代”代表。他率先在我国南方稻区开展优质“长粒粳”育种，实现粒型、品质双突破，主持育成了浙江省第一个长粒晚粳新品种“嘉禾212”。黄海祥说：“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围绕优质、高产、多抗、生态、安全这10个字来展开，在更高的基础上获得高产或优质，这样也是为了我们打好种业翻身仗。”
黄海祥的课题组里年轻人特别多。1996年出生的施扬，去年刚刚研究生毕业，今年是第一次参与南繁育种。“南繁是一场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征程，需要耐心与创新。要学习的东西反倒比在学校的时候更多了，还是要向老一辈育种工作者学习。”
下午两点，海南的气温超过30摄氏度，潮湿又闷热。1996年出生的董俊杰搬着小板凳，揣着小剪子就下了田。董俊杰是嘉兴市农科院助理农艺师，嘉兴南繁育种团队“第四代”的一员。
“把穗子剪开是为了方便它授粉，把柱头露出来。我们会采集父本恢复系的花粉，套袋之后把花粉抖落在上面，让它结实，这就叫杂交。一个小时剪30个穗，一天要剪100个袋子。”董俊杰说。
稻穗很小，所以剪的时候很容易伤到手。稻苗很矮，所以大家不得不弯腰劳作。做杂交时，很多人都会戴护腰，工作结束后直不起腰是常事。
董俊杰是湖北武汉人，从中国水稻研究所硕士毕业后就来到嘉兴市农科院。周边人对他的评价是，小伙话不多，但十分踏实肯干。
“他对最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懂得比较多，像分子标记、等位基因的定位克隆，他其实做得比我们还要好，进步还是蛮大的。”嘉兴市农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富昊伟说，育种也是育人，凡是能在南繁坚持下来的年轻人，都成长得特别快。
“听说以前的苦，就与自己和解了”
90后女硕士潘月云，头一天刚刚订完婚，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海南。她与张馨月今年是第一次参与南繁育种工作。张馨月升级做了母亲，却有好几个月只能通过视频和孩子联系。她不敢每天和孩子视频，“因为孩子每次一说再见就哭得厉害”。
第一次来南繁时，潘月云也不可避免地流泪了。她小时候从没种过田，虽然学的是农学，但以为自己会从事花卉园艺方面的工作，没想到却干起了育种。帽子、面罩、涂得厚厚的防晒霜，加上水田袜——高度超过膝盖，这是她工作时的全套“装备”。试验的田地有很多块，有些田边还有坟墓，最初她路过时总是害怕，后来也就习惯了。
张馨月参加工作5年了。她的同学基本都在高校任教，也有人在办公室工作，只有她下田工作。慢慢地，她觉得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在做点事，每天都很充实，也找到了一点快乐”。
黄海祥说：“女性科研人员比较细心，特别是基因编辑方面，女性的角色优势可以发挥出来。希望以后我们嘉兴农科院的水稻育种团队里出现更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让队伍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更加合理。”
每天早上7点下田，差不多要在田里工作10个小时。遇到水稻授粉时，科研人员往往下午两点才来得及吃饭。嘉兴南繁团队保留了大家轮流做饭的传统，每个课题组的工作时间不同，谁有空谁就负责买菜做饭。
为了保证试验田的用水，几个男生担起了放水的重任。在旱季，要凌晨三四点去田里放水，“只有有了水，后面的工作才能开展”。为了保护珍贵的实验样本，驱鸟是每个团队都要承担的任务。年轻人从老一辈那里学到了自制“神器”的技术——用椰子树的须，把鞭炮串起来做引线，点燃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引爆一个鞭炮，持续驱鸟。
一位年轻人“抱怨”说，自己第一次参加南繁育种时，被分配了放牛的任务，当时特别不理解，觉得让研究生放牛是大材小用，后来听说早年间，连牛都没有，都是科研人员自己干。再后来，他又读了一些书，发现许多大人物都有过下乡的经历，就觉得自己也要好好干，多培育出一些好品种，“将来或许能在超市里买到自己培育的米，也能有些故事”。
前些年，没有网络，大家都要跑很远去“蹭网”。如今，嘉兴南繁团队生活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也有了自己的小院子和房子，但工作和生活仍有许多不便。一位年轻人坦言，最辛苦的是“看不到老婆”。
在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座谈时，一位年轻的南繁人说：“或许是因为学农的人比较容易知足，我们听说了姚海根等老一辈吃的苦，顿时就与自己和解了。”
在照片里，记者看到嘉兴南繁基地会议室门口的对联：冬至春归育良种，稻花香里喜听农民欢笑；汗水智慧凝硕果，千重浪时同庆大地丰收。
生活，总是会给科研人员永无止境的课题。在填饱了肚子之后，又多了对特殊功能稻米的追求。由于蛋白质代谢机能障碍，肾病患者及糖尿病肾脏病并发症患者为控制病情，必须限制食用吸收蛋白含量高的大米。
为了实现特殊群体的“米饭自由”，杨海龙所在的年轻团队正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育的方式，进一步培育低谷蛋白功能性水稻新品种，并已初见成效。又一群年轻人走上了南繁育种之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通讯员 潘琳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