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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大运会中国代表团的411名运动员中，有来自全国36所高校的90名运动员将参加田径全部50个单项的比赛，占总人数近四分之一。作为最受关注的基础大项，大运会的田径场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国家高校体育发展的历程。
在这面镜子中，一代代年轻运动员疾驰而过，教练成为与时间同行的坚守者。对大部分高校教练而言，他们不仅是竞技体育人才建设的关键，还是高校体育课程和大学生健身锻炼的引导者、组织者、教育者。
此前，成都大运会田径项目首个比赛日共产生的两枚金牌，就被来自上海大学的铅球选手宋佳媛和清华大学的女子万米选手夏雨雨包揽。而在今天的男子三级跳远比赛中，华东师范大学选手粟文和华中科技大学运动员黄华锋分别摘得金牌和铜牌。
成为手握秒表的人
如果中国大学生田径项目的发展是场和时间的赛跑，教练就是握着秒表的人。夏雨雨的教练曹振水正是最早按下秒表的人之一。
“中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上世纪80年代，曹振水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随着体育在社会中的角色演变，1986年底，国家教委、体委（现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关于开展课外业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翌年，《关于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搅动了中国体育人才培养的春水。
“无体育，不清华”，清华大学决定在招收一批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招收一些体育成绩优秀的本科生，到清华攻读第二学位。作为后者，曹振水和现清华体育部副主任杜超等一批踩在时代脉搏上的学生开启了在清华的体育人生。
1989年，曹振水进入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工作，他一边在自动化系攻读第二学位，作为清华学生参加比赛，同时也作为清华老师承担了少量的体育教学工作。“我刚接手男子中长跑队时，队内正是新老交替、青黄不接，拿个北京高校冠军非常不容易。”曹振水表示，现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就是自己带的第一批队员，“借比赛服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当年物资匮乏，一件印有“清华”字样的比赛服需要代代相传，“这支队穿完那支队穿，运动员比赛完洗干净再还给学校。”
和装备一样有限的还有营养支持和比赛机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状况逐渐好转。1994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兼任校体委主任，主抓体育工作，他重提老校长蒋南翔提出“业余赶专业”的目标，希望在新形势下，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培养具有文化知识的高水平运动员。刘波强调，“业余指的不是业余训练，而是用业余身份通过专业训练，赶上专业运动员的成绩”。
1995年，学校和北京队的合作让运动员得到了更好的训练条件，“队员可以在队里吃住，但教练不行。”每次训练，曹振水都得骑自行车往返40公里。但队员的竞技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其中，包括1993年进队的安虎。
1999年，在西班牙帕尔玛进行的第20届大运会，戴眼镜读英文报纸的安虎受到世界关注，他是那届大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唯一的研究生运动员，著名体育杂志《搏》评价他：“这就是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发展方向。”而随着安虎、张立军等一批队员在各大赛事中成长，以清华中长跑为代表的高校体育也逐渐进入舆论视线，“示范效应就在这儿，让人们知道普通高校也能出高水平的运动员。”
不同于清华大学梧桐引凤。对部分高校而言，招到合适的人才是让教练最头疼的事。
今晚，黄华锋以16米76夺得成都大运会男子三级跳远铜牌，创造个人赛季最佳。看着学生站上领奖台的一幕，让华中科技大学田径队总教练余长青回想起12年前深圳大运会5万观众的欢呼——田径比赛进入最后一天，中国队颗粒无收，苏雄锋凭借最后一跳的8米17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打破僵局。这位创造过室内赛亚洲纪录的名将曾坦言：“如果我没有碰到余老师，现在可能就在顺德接电线了。”
2000年，原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学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开始面向全校招聘教练。当时，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的余长青在学校担任体育老师，他抓住机会，在学校设立跳远组后从零开始组建队伍。
“当时学校实施了‘请进来走出去’的计划，把湖北队的专业教练请到学校里和我们一起带训练。”跟随专业队带队一年，年轻的余长青在2004年开始独立执教。可刚改名的华中科技大学并不像现在这般知名，为队伍招生成为首要难题。
2005年广东佛山顺德的区运会上，在一所技术学校学习电工的苏雄锋跳出了7米48的成绩。这个成绩，在专业队不算有竞争力，但足以让余长青感到振奋，“当时学校能招到7米零几的学生已经相当不错了。”为了去苏雄锋家里表达招收他的意愿，余长青在武汉和顺德间往返了三四次，向他的父母介绍了学校在培养大学生运动员上的各项优惠政策，“领导和学校都非常支持”，2005年底，苏雄锋跟随余长青来到武汉。
2006年，苏雄锋正式以大学生运动员的身份被录取，在余长青的带领下，接受更加系统的训练。半年后，一次内部测试，苏雄锋已经可以跳到7米92，“我们主任激动得现场给了孩子200元红包，用来加餐。”这样的细节，布满余长青的记忆，包括早期训练器材不足，他便主动寻找国外的训练视频、观察国家队训练，自主设计不少专项训练的设施，“学校后勤部就专门找人根据我的图纸制作”，如今，才有了学校训练场上那么多“买不到的宝贝”。
随着学校办学质量提升以及苏雄锋等选手站上竞技舞台巅峰，黄华锋等一批优秀运动员相继入校。作为学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20级本科生，黄华锋每天上午要在教室上文化课，课后再投入训练。去年11月，他正式成为中国国家田径队的一员，随队前往美国进行为期5个月的海外集训，并在美国加州Mt.SAC Relays田径赛上获得男子三级跳远第二名和男子跳远第一名。
“黄华锋是一个非常阳光和自律的小孩。”在今天的比赛后，余长青表示，“希望他将来能再次代表国家争得更高的荣誉。”如今，华中科技大学的梧桐树也已茁壮长成，“就等着更多凤凰来了”。
是教练更是体育老师
在今晚成都大运会的田径赛场，来自清华大学的陈龙止步于2米15，无缘男子跳高奖牌。这个成绩没有让教练张树峰感到满意，但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对于学生运动员来说，能参加大运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希望他继续沉淀，不断改进，下届大运会实现突破。”
不同于前辈曹振水扎根学校30年，张树峰带着全国冠军的简历主动叩开了清华的校门，结果，才做完自我介绍，他就被告知“我们已经提前考察过你”。
年轻运动员成长路上的起伏，张树峰最能体会。
从黑龙江农垦体校毕业后，张树峰面前有两条路：去专业队或进高校。因高三时成绩已达健将等级，他得到去北京体育大学读书的机会，通过运动解剖学和运动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积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潜力，并在大学期间达到了竞技状态的巅峰。2005年，他斩获全国田径大奖赛中山站、全运会和亚锦赛等多项国内外赛事冠军，随后入选国家队。“那时才知道什么是科学训练，小时候只知道刻苦训练”。
可正当张树峰憧憬2008北京奥运会时，一次训练中的伤病让他状态跌入低谷，等他艰难地重回竞技巅峰后，不该错过的已经错过。这段经历让张树峰开始思考退役之后的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运动员？”
冠军进入高校任教已是常态，但张树峰要担任的不仅是跳高教练，更是体育老师，“清华的老师都得一专多能，篮球、排球、武术等课程都要上。”面试前，他主动学了太极拳、复习了游泳，“准备充分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安排”，实习一年，他真正感受到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尤其老教师对年轻教师的帮助很重要”。
6个班，每班30名学生，“最好在5周内把所有学生的名字记住。”张树峰得到不少细致入微的建议，但更大的感触是，无论上体育课还是带训练，“老师学习的劲头得赶在学生前面。”课堂上，面对30多个高材生，一句话讲错了，就有学生纠正；训练场，积极进取的运动员常会提问项目最新的趋势和对手表现，“这时就要跟他们分析技术动作，用更多专业知识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将在本届大运会参加女子跳高的邵雨琪就是这种聪明的选手，“技术动作，别人看几遍都不会，她只要一遍就差不离。”张树峰表示，接触的优秀运动员越多，就觉得教练的责任越大。
“大一随便玩，大二收收心，大三考教师资格证，大四准备考研。”除了赛场上的成绩，运动员今后的出路也被彭萌划入“执教范畴”，作为天津师范大学的竞走教练，入校第一课，她就给队员定下目标“争取保研，保不了也得考研”，在她看来，进入研究生阶段不仅可以延长运动寿命，对于想放弃项目的学生，也能在就业时更有竞争力。
彭萌从小练体育，但她是进入高校后才转入八一队进行专业训练，“算是从大学环境里把我培养起来的”。因此，她更倾向于招收从普通校园里成长起来的学生，“很多学生只有二级，但通过一年训练，就能达一级，继而达健将，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作为85后，彭萌曾经迷茫过，她记得学生时期，和自己同期训练的队员有七八人，但练着练着就留下自己，“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心理变化非常重要，所以，大一阶段，我希望他们尽情感受校园氛围，参加社团，发现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
作为年轻教练，彭萌懂得大学生运动员的不易。运动员得注重休息，可作为学生，课业完成已是深夜；运动员讲究饮食，但食堂和外卖总在考验年轻人的自律；比赛平台少，如何在枯燥的训练中保持热情，“这些都是大学生运动员要面对的问题”。而一个能走进运动员心里的教练应该什么样？“以身作则，和她们一起训练，在学术上要求自己”，如果在网页上搜索“彭萌”，检索结果大多是各种有关竞走训练的论文第一作者，“希望孩子们毕业后，被别人谈起，是文武兼备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竞技道路上走得远，但他们都得走今后的人生路。”
本报成都8月3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