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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我们想做什么是世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时代如此，在我们一生中，这个问题都存在着。”无论选择辞职休息一段时间，还是重新投入职场，年轻人都应主动作出选择，找到自我成长的方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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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社交平台刮起一阵风。有人晒离职前后状态对比图，有人拉起横幅高调举办离职庆典。不同于以往，年轻人好像不再有“离职羞耻”感。抱着人人都要离职几次的心态，大家不遗余力地寻找脱离工作的快乐。
不过，敲锣打鼓高调离职的背后，往往夹杂着年轻人的狂喜与崩溃。快乐过后，令人真正踌躇与不安的是，往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离职后，我还能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作吗？
离职前一晚，李万永接到了公司直属领导的电话。领导告诉他，“最近公司打算优化一批人”。李万永心里“咯噔”一下，“创业公司裁员一般从薪资高的开始裁起，这是行业里的潜规则”。他盘算着，自己负责计算机前端开发，又是中层领导，工资远高于平均水平，“给我打电话，优化里肯定是有我的”。
第二天，果然不出他所料，上午谈话，下午离职，手续办得飞快。
起初，李万永并未将找工作的事情放在心上。他1992年出生，2014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便开始工作，拥有8年工作经验，“我计算机专业技术与经验都不错”。
一个月后，他觉得求职市场变了。往年，李万永挂上求职软件的简历，不到半天便会收到许多回复，有大厂也有小厂，“一周可以安排两到三场面试。”如今，行情大不如前。招聘软件里，罗列着李万永的打招呼信息，多是已读不回的HR。有一次，他和对方聊得挺愉快，“能感受到对方的认可，经验、资历也和JD（职务说明）比较匹配。挺遗憾的，那次也收到了拒信。”
与李万永的经历类似，陈淼也感觉好工作越来越难找。陈淼出生于1991年，2014年毕业于四川某二本院校编导专业。工作8年，他曾有过5次工作经历，平均每两年换一次工作。“以前在招聘网投简历，聊一聊就能有面试机会，还有主动来邀约的HR，今年这种情况就很少。”
不同的是，陈淼在被优化前，反复询问自己：经济形势下行，我要主动辞职吗？还能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作吗？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工商与人力资源管理系教师来半分认为，年轻人在决定离职前，应综合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和个人能力。如果一个人已小有积蓄，离职后可以负担日常生活开销，这类人离职或裸辞，生活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或者说，如果这个人的能力十分突出，具有独特技能，市场竞争力强，这样也可以选择主动离职。关键是，“要客观衡量就业市场情况、岗位需求和自己的实际能力。”而不是一时冲动，贸然选择离职，这样并不利于职业发展。
如果下定决心辞职，又苦于无法支撑日常开销，资深心理咨询师宫学萍对记者说，家庭应成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后盾，适当给予经济与情感支持。“我遇到过一些孩子，他们焦虑的根源来自父母。在生活中，家长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目标和期待附加在孩子身上。”比如，当年轻人对自己的认知还不够清晰时，如果父母希望他考公务员，他很可能会因满足家庭期望，参加公务员考试，但等考上后发现不快乐，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家长应首先减轻自己的焦虑，给予处于迷茫期的孩子支持，让年轻人在不断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
“在社会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时，人们更要培养忧患意识，具备警惕性。”这段时间，来半分常常看到年轻人遭遇“被优化”“被毕业”的职业困境。她建议年轻人应主动监测行业市场现状，对公司内部结构调整保持敏锐。“如果发现公司的考核收紧了，有薪资结构调整等情况，要尽早进行岗位价值评估，思考自己对企业的贡献度，做好下一步的职业规划”。
工作没有意义，我还要坚持吗？
李万永与陈淼所经历的，也是就业市场的缩影。面对后疫情时代的裁员、缩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要如何平衡工作的意义与理想追求？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频繁离职又有哪些影响？
1999年出生的蒋晓彤毕业于河北某一本院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不久，蒋晓彤在一家教培机构做教务专员。“这家机构比较小，不太正规，办公就在一片老社区里。”平时，她需要负责日常教务、运营小红书、回答微信群中家长的问题，安排机构内整托学生的日常生活等各种杂碎工作，叫醒、订饭、答疑……很多时间，蒋晓彤觉得自己“像是学生的保姆。”
工作的无意义与自我消耗，是陈淼主动辞职的原因。去年年初，经朋友介绍，陈淼进入一家创业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入职时，陈淼幻想的工作是这样的：早起到公司泡一杯茶，写会儿公众号文章，看看后台数据，中午逛逛街，下午空闲了，还能摸会儿鱼。工作后，他发现自己有些过于天真。“早上10点上班，晚上8点走是常事，每天都在加班开会、写公众号、做海报，忙完差不多到晚上11点了。”
这份难以进行内向探索的工作，让陈淼觉得努力也变得徒劳无功，他感觉自己无法再支撑下去。
在咨询室里，宫学萍遇到不少“在抱怨自己的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普遍会遇到职业前景不明朗，工作无意义，或是难以处理与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由于对工作缺乏兴趣，她常常在这些人身上看到迷茫、焦虑与疲惫感。
找工作的本质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追求向往的生活的过程。宫学萍认为，现在年轻人看似拥有很多选择，实则很难拥有真正的自我。比如，一个人在失去一份月薪上万元的工作时很焦虑，他焦虑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同等薪水或更高薪酬的工作，这种选择可能会变得比较狭窄。实际上，“几千元有几千元的活法，工资上万有上万的活法。在35岁之前，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试错，找到正确的路就好走了。”
关键是追求适合自己，并能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工资很低，但工作内容充实，精神上很愉悦，他也不觉得日子艰难。相反，如果工资很高，但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复杂，精神内耗严重，这个人可能也会产生强烈的情绪问题，最后选择辞职。
实际上，在试错的过程中离职，并没有问题，但要讲究离开的方法和时机。来半分认为，如果以恰当的方式离职，会带来成长与机遇。但在没有明确目标和计划的情况下频繁辞职、更换行业，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没有时间积累行业经验与人脉资源，面试时会被认定为缺乏责任心、不负责任、没有明确目标等。长此以往，薪酬也会很不稳定或呈现下降趋势。
处于工作漂流期，灵活用工是一个好选择吗？
这几年，对于工作的讨论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的新出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两亿人。但零工工作适合成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吗？可以发展成长期职业吗？
蒋晓彤回忆起失业那段时间，自己在街边摆摊卖鲜花的经历。第一次摆摊，她特意选择了哈尔滨市区内的商场街，“这里比较繁华，人来人往，生意好做。”摆摊卖花实际上并不难，在花卉市场购买一批花，提前搭配好。比如，一只多头康乃馨可以搭配洋甘菊，这种小花束定价为19.9元。虽然每单挣的钱不多，但胜在薄利多销。一天内，她的日营业额达到500元，“利润在350元以上。”
“摆摊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现在没有想全职干这个。”蒋晓彤说，年轻人的摆摊经历，很大程度上存在“跟风”和“玩一玩”的心态。在她的理解中，这种不稳定的体力劳动，很难发展成为一项长期从事的工作。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因为暂时找不到工作，将灵活就业作为一个无奈选择。“这类工作门槛虽低，但门槛低的另一面则是竞争压力大，做到头部反而很难。”来半分说。
灵活用工也可以成为主动选择，但需要技能支撑和长期发展的规划。来半分说，与当服务员、街边摆摊、送外卖这样门槛低的传统体力劳动不同，很多年轻人基于自己的特长与优势，选择了具有长期发展价值的赛道，比如，线上运营、直播带货、文案策划等等。无论从事哪种类型的工作，工作规划和专业技能是职业发展的关键，此外，年轻人最好具备竞争力意识与精进特长的能力。
不过，由于灵活用工缺乏劳动保障，基本养老、医疗等制度也还未被落实。刚毕业从事该行业，可能会陷入收入过低，生活不规律、质量低的困境。现阶段，来半分并不建议应届生将全部时间投入到灵活用工，年轻人还应权衡自己的性格和能力，谨慎作出职业选择。
“弄清楚我们想做什么是世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时代如此，在我们一生中，这个问题都存在着。”哲学家克里斯纳穆提多说。来半分认为，无论选择辞职休息一段时间，还是重新投入职场，年轻人都应主动作出选择，尝试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找到自我成长的方向和动力。
（应受访者要求，李万永、陈淼、蒋晓彤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