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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将8月15日设为全国生态日，充分体现首创性、标志性、独特性。
设立全国生态日既具备高度思想共识和坚实实践基础，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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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全国生态日，美丽中国建设久久为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2023年8月15日，我国迎来首个全国生态日。
全国生态日是我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综合性活动日，意义特殊且重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设立。按照党中央部署，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进行了审议并于2023年6月28日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
这份草案源于3年前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向全国人代会提交的《关于设立8·15“国家生态文明日”的议案》。 20年前，首个生态日诞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浙江也是全国首个设立生态日的省份。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湖州市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18年间，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发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号令。
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看来，选择8月15日为“全国生态日”，充分体现了首创性、标志性、独特性，具有清晰辨识度和广泛接受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国已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共识：为高质量发展亮明底线
生态建设的“优等生”浙江安吉也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2003年9月13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把每年的3月25日定为当地的“生态日”，这是我国地方设立的首个“生态日”。《浙江日报》报道称，这是“一场县城的觉醒行动”。
自上世纪末，安吉就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彼时安吉作为太湖和黄浦江的主要源头，水污染较严重。造纸厂、酒厂等企业排放大量污水，导致境内西苕溪水质恶化，无法用来灌溉农田，还给下游人民带来危害。老百姓和基层干部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
时值1997年，国务院针对太湖流域治理制定“零点行动”方案，即至1999年1月1日零点，太湖流域工业企业污水必须达标排放。安吉县委组织全县45万人民对如何彻底改变环境面貌展开大讨论，首次提出“生态立县”发展思路。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的安吉，从各方挤出8000多万元，先后对全县74家污染企业进行强制治理，关闭33家污染企业，拆除有30年造纸历史、规模和税利列全县之首的造纸厂生产线。
在生态建设中，安吉逐渐意识到，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不足，导致生产生活模式与建设现代化生态县的目标有不小差距。生态日由此诞生。
安吉率先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如今，生态已成为当地的名片。2012年，安吉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县域。年轻的创客返乡，在美丽的山村里把咖啡做出了名堂。
2004年曾被列入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的安吉小鲵，现有望突破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将自然保存率从3%-5%提升至70%以上。“水中活化石”中华秋沙鸭，对生境变化非常敏感，被认为是生态水环境质量的指示物种，近年来成了这里的“常客”，在安吉县越冬种群数量，从2016年的40只增至2022年的97只。
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各地成为共识。
刚刚落幕的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前一天和当天，PM2.5浓度都达到有监测以来的最低数据。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军介绍，10年来，成都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由132天增加到299天，PM2.5浓度下降了58%，每年约有70天在城市看见雪山。“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象再现，成都荣获“全球绿色低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
成都治理大气也是下了大力气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曾专门就成都市空气质量问题对成都市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专题咨询。
安吉、成都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缩影。过去10年，我国在经济总量翻了一番的情况下，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在生态保护方面，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绿色转型方面，我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
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其中，“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居首位。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个永恒课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我们要把生态环保工作放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大局中考量。”
在黄润秋看来，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应有之义。离开绿色环保的发展，既不符合新发展理念，更谈不上高质量。
黄润秋表示，高水平保护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手段，为高质量发展把好关、守好底线；可以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环境标准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倒逼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开发绿色金融、生态补偿机制这样一些政策工具，推动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从而助力高水平保护。
重拳：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自2023年8月15日，即首个全国生态日起施行。
这是1997年以来，最高司法机关就环境污染犯罪第四次出台专门司法解释，《解释》明确调整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环境数据造假行为的处理规则，明确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宽严相济规则。
黄润秋曾谈起自己和同事在各地突击检查时发现的造假行为，有的修改仪器参数，有的植入黑客程序，远程遥控篡改监测数据，有的编造虚假数据台账。他亮明态度，“决不手软，严惩重罚”。
一系列法治重拳中的“第一”为生态环境护航。今年1月，生态环境部、最高检、公安部查处了以山东锦华案为代表的一批环评造假案件。山东锦华案是查处和判决的环评领域犯罪第一案。
今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支持起诉的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第一案——甘肃弃风弃光案，历时7年，双方达成调解。这一公益诉讼直接推动甘肃当地新能源消纳能力、新能源发电输送能力的建设进程。
环保社会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刘金梅回忆，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未正式确立时，环境诉讼不仅立案难，也缺少适当的救济类型，“很多时候，受害者虽然得到了经济赔偿，但是污染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遭受这种影响”。
刘金梅见证了转变的发生，2016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长出了牙齿”，改变了整个环境治理的思路。自此，我国进入环境法治建设的快车道。紧接着，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法的修订，让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工作有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相继出台，河、湖长制和排污许可改革等多项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改革举措上升为法律，环境法治逐步完善。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一位负责人曾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得到重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得到重塑，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取得绩效最为显著的10年。”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史津介绍，天津市连续8年，每年修订制定一部生态文明领域的法规，率先出台碳达峰碳中和和生态文明教育地方性法规，现在已经形成生态环保条例为统领，7部单项法规为支撑的生态环境法规体系。
“谁破坏、谁赔偿、谁修复”，让环境侵权人为侵权行为埋单，北京法院做出了这样的探索。今年4月12日，北京法院首次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直接用于生态修复。非法狩猎的5名被告人，纷纷表示希望参与到受损生态环境的恢复过程中，他们在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生态修复补植复绿基地种植侧柏、云杉100棵。
行动：让一个个美丽细胞活跃起来
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司长孙守亮表示，街道、社区、厂矿、医院、学校等都面临绿色化、低碳化、清洁化方方面面的要求，美丽细胞真正活跃起来，才能将美丽中国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曲久辉在不久前举行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3年会提出，“零污染”应该成为工业、农业和生活的基本模式。他认为，“零污染”首先是污染物可以排放，但应被控制在污染阈值之下，同时各类污染物路径精准阻控，排放水平大幅度降低，实现清洁生产、物质循环和再生利用。
曲久辉说，“零污染”的行动计划和方案，要从家庭做起、社区做起。他举例说，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镇的李家社区先行试点，践行垃圾分类、绿色农业等，实施“生态保护+乡村旅游”，打造“零污染社区”。“环境治理面貌变，行人行车乐融融”，村民还新编歌谣道出村庄变化。
在江苏省宜兴市，国内首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拥有花园般的环境，能源实现自给，此外，概念厂出水保障太湖水质安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部分出水处理后可达到生活饮用水国家标准，可用来泡咖啡酿啤酒，实现水质永续。
山东省烟台市副市长李金涛介绍，烟台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发布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规划的城市，目前，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到49.9%，率先开展低碳社区和低碳示范区试点。长岛农商银行办理了全国首笔海草床碳汇贷。
多个地方正在加强生态文明示范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建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良好生态真正惠及民生。这也呼应了此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所提出的，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
目前，成都上线碳汇天府绿色公益App，鼓励市民扩大绿色消费，约有200万用户加入其中，实现约9万吨碳减排量的价值变现。
张军说，成都市还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超17万人注册成为志愿者，广泛开展生态环境知识、法律法规普及等公益活动，城市发展更有质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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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的“基础设施” 正提速建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距离2020年9月，我国提出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已经过去了近3年，“双碳”目标的行动路径更加清晰。
2023年7月举行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要处理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是，我国承诺的“双碳”目标确定不移，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由我们自己作主，不受他人左右。
“双碳”目标下，我国的能源转型步伐加速。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3.22亿千瓦，同比增长18.2%，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我国总装机的48.8%。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在建核电装机规模均属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保有量达1310万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国。
黄润秋说，正是由于我国风能、光伏等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应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成本。2021年，全球太阳能光伏装机成本较2010年下降约82%，风电装机成本下降了35%-40%，这不仅推动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也为全球的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双碳”战略引领的系统性变革正在显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曲久辉看来，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从单纯的污染控制，到减污降碳协同，对学者来说，研究路径已然发生重要变化。
曲久辉以流域的治理为例子进行解析，他说，未来可能需要建立流域生态足迹与碳足迹耦合的系统评估方法。流域尺度上，温室气体的排放、碳足迹以及全生命周期变化与不同方式和规模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影响因素极其复杂。自然层面上，考虑温室气体对流域生态足迹的影响，需要对生态足迹核算方法进行完善，且二者统一起来建立协同评估方法和调控机制。
“把近零排放和近零污染同时当作环境目标时，环境科学技术的理念、原理、路径和底层逻辑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和重构。”曲久辉说。
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我国用了10年时间通过信息公开、数字科技等手段严格执法，有效治理了空气和水质的污染，很多经验值得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汲取。
马军提到，未来可能需要构建“双碳”数据的基础设施，这样才能助力多方知情参与，开展数据驱动的有效评价，建立责任和激励机制。
在开展供应链气候行动评价时，马军发现，一些企业不仅缺乏相关意识和能力，成本也成为行动障碍。他认为，因此需要推进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开发中国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平台，希望能形成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库，形成产品碳足迹的披露和检索平台。
马军说，大量的企业其实做了核算，但没有披露，公众不知道，甚至投资者都很难获取这些信息，“我们把它收集到一起，像拼图一样，能够看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有利于便捷地开展碳足迹核算和碳数据获取工作。”
“像大规模监测和发布PM2.5、臭氧这些污染物数据一样，我们也需要让社会认知这些‘双碳’数据，将‘双碳’指标放在全国一盘棋上看。”马军透露，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相关部门正在推进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目前碳市场披露已达40亿吨。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在制度安排上，应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机会，引导企业真正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大局里。
在李俊峰看来，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企业的一面镜子。每个产品，每项服务，都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和领先力。ESG并非是给企业增加了负担，而是企业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机遇。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秦虎则认为，203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衔接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时间段。
围绕这个节点，秦虎建议，尽快建立协同气候与自然治理的美丽中国的指标体系。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环境质量与健康、生态保护修复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结合现代技术，搭建多领域的数据监测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指标的动态监测，提高数据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