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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对农民与土地的思考和理解，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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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作家关仁山选定了9个人物的叙述视角，有了小说的第一句话：“为了等一朵祥云，王决心错过了最佳婚期。”白洋淀的新故事，徐徐展开。
这部反映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首部作品。有评论家称其是继孙犁《荷花淀》之后，“最具白洋淀水乡气息和风采的文学作品”。
而对关仁山来说，写农民，是几十年来的坚持。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关仁山说：“写农民是我自愿的选择，其中有苦有乐。我想把对农民与土地的思考和理解，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
在关仁山看来，写作是一种劳动，用前辈画家铁杨老师的话说，作家艺术家首先要是劳动者。“我用充实、艰苦的劳动丰富自己的生活。而且这劳动是平凡的劳动，与农民种地打粮相比，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中青报·中青网：像《白洋淀上》这类宏大叙事的作品，如何写得好看而不给人“命题作文”的感觉？
关仁山：“命题作文”容易概念化，如果不能艺术表达就会失败。与时代同行的写作有一个问题，就是拉开距离——审美的距离。我选择了迎难而上、正面强攻，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取材，把政治话题转化成文学话题，写人的灵魂蜕变和新生，从大事件过渡到人物命运上，比如王决心、乔麦和赵国栋的形象塑造。
王决心是打鱼人，从他和家人的视角写出白洋淀的风土人情，写出乡亲在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中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这样的转化，就让作品远离概念化。同时，宏阔的时代生活不能舍弃，于是设计了新区常务副主任赵国栋，他是干部，避开一些官场小说的东西，来展示新区建设波澜壮阔的背景以及由此展开生活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命运。
中青报·中青网：《白洋淀上》的创作难点是什么？如何突破？
关仁山：《白洋淀上》是我第一次创作多卷本小说，构架人物关系是一个难题。最初写了一个3万字的提纲，朋友读了不满意，我自己也否了。我就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走进生活，生活是新鲜而丰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中破解。后来我认识了白洋淀的朋友阿民，他带我走进了水村王家寨。王家寨人能说会唱，我们走村串户，现场感油然而生。人物原型王永泰就出现了，他是小说里的核心人物，紧接着，百岁铃铛老人原型又出现了……
通过搭建人物关系，看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相互渗透，相互交织。这时，难题又出现了，作家怎样冲破表面泡沫、揭开人物内心的秘密？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全靠自己独立思考、判断，拨开生活的迷雾，终于看到了王永泰等人的苦恼与矛盾。他希望新区给乡亲带来好处，可是，不让盖房了、不让打鱼了，他又担忧新的形式主义，后来当他看到儿子王决心的进步，渐渐消除了疑虑，还在水灾中为保护白洋淀大堤而壮烈牺牲。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当下的“山乡巨变”与周立波时代的“山乡巨变”相比，有什么异同？
关仁山：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其特殊性。共同点是人的变化，但时代变了，乡村形态也变了。《山乡巨变》是对农民私有制思想的改造提升，比如改造固执派王菊生；而《白洋淀上》描写的是今天农民创新意识的觉醒。
农民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从“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艰难处境中走出来，返乡农民回流，就是依靠乡村振兴的好政策来致富。《白洋淀上》中农民乔麦的大豆种业创新就是一个证明，在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中要效益，这是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而在一切变化中，人的情感和心理变化更为重要。作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农民的精神实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中青报·中青网：上世纪90年代初，你曾在一个小渔村体验生活，当时在渔村发现了什么？创作了什么？
关仁山：1990年到1993年，我在故乡唐山渤海湾一个叫涧河的渔村挂职副村长。那时候我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渔村，传统文化被商业大潮冲击而陷落，影响世道人心，渔民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这让我十分震撼，在其中挖掘出奇异的小说。
这时期，我创作了“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基本以中篇和短篇为主，写了大概有30多篇，《苦雪》《蓝脉》《醉鼓》等。其中《苦雪》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写一个打海狗的老人面对商品世界，面对人的欲望，他不妥协，自己装扮成海狗冲向人群、倒在枪口下的悲剧。根据这一时期的生活，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白纸门》；描写渤海湾的小说《船祭》获得香港《亚洲周刊》第二届小说比赛冠军奖。
中青报·中青网：你为什么一直关注乡村？
关仁山：我在《天高地厚》后记中说：“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要一生为农民写作。”1997年，告别写渤海湾农民，我“上岸”写农民与土地的命运，连续创作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以及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和长篇小说《金谷银山》《白洋淀上》等。
作品在内容上没有什么连贯的人物、地点和故事，但题材是一致的，都紧紧抓住了当前农村最紧要的现实问题：三农困境、土地流转、农民工进城、农村基层领导权、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强行拆迁和城镇化、乡土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等。中国农村40多年来发生的所有阵痛与巨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一轮的土地流转，以及前途未卜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过去、当下、未来的三维空间都进入了创作画卷。
《日头》的主人公金沐灶，是民间一个思想文化探索者。我之所以塑造他源于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一位老校长为了保护一口大钟，一口血喷在钟上，大钟上刻有金刚经，有人沾着校长的血把金刚经拓了下来。我把这个故事放在金沐灶身上，这个突发事件一下子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金沐灶带着悲悯情怀，苦苦追寻如何让中国农民过上好日子。虽然他是个失败者，但他的追问和求索很有价值。最初设计故事时，我想写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后来发现人物形象应该是超越复仇的，他突破了既定的故事格局，使小说成为一个讲述农村维权者、探索者的奋斗传奇。
中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总是与贫穷、苦难、曲折和坎坷等词汇相伴。乡村振兴开始了，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但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农民的主体力量，他们一定会走向光明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你被称为河北现实主义写作的“三驾马车”之一，你觉得要做好现实主义创作，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关仁山：最重要的是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一个好的作品要有中国经验的书写，还包含这样几个维度：一是传统性，作品表现出的文化经验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意味、属于中国的美学神韵；二是本土性，即地方性和地域色彩，如方言、民俗等；三是巨变中的中国文化经验，这也是一个新课题。
中青报·中青网：哪些文学作品对你的成长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仁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经过读者的检验，给每个时代的文学精品赋予了经典意义。《创业史》《山乡巨变》《荷花淀》《铁木前传》《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影响了我，拿《创业史》来说，我多年的创作中一直在寻找现实农村的梁生宝。这些小说我喜欢，读得津津有味，我与这些农民的形象是那么亲密无间。
作家在每个时期以作品对时代发言，对当代生活有着更全面、深刻的把握。创作仅靠作家的想象力是不够的，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面前，想象力永远是渺小的，广阔的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他们的劳动与生活，平凡又伟大。
中青报·中青网：在不同阶段，你都会创作新的作品来反映当下变革中的乡土中国，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关仁山：我最近到正定滹沱河畔体验生活。我目睹了农村的困境、看见了乡村的巨变，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当人的权益和尊严被权力和资本损害时，作家应该站出来毫不留情地批判，否则现实主义会失去其美学价值。
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滹沱河上》，滹沱河流域正定塔元村是我特别关注的地域，这里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文化传承融入乡村振兴，文化创新的故事震撼人心，我希望在新的小说中打造文学地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