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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之前，夏天、张娴和王静都以为，生育只是自己人生轨迹的一段插曲。作为3位在北京工作的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工作和人生轨道。她们以为，孩子出生后，照看一段时间，就能回到原来的轨道。然而，事实证明，照护孩子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还没等到孩子上幼儿园，她们已经身心俱疲。即使家里有育儿嫂和老人帮忙，照看好一个孩子仍然是一项挑战。
她们尝试寻找托育机构，解决孩子的照护问题。那是2017年，市场上可供她们选择的托育机构并不多。一段艰辛的寻找之后，她们选择自己办家庭托育园，一干就是6年。
6年来，我国托育市场发展迅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增加至约2.5个。但对一些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来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托育园仍然是个难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202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为了让孩子得到高质量照护，三位妈妈经历了托育园的关停、转型。她们见证了托育服务体系的从无到有，也因为托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道。
“把妈妈当成一个课题来做”
夏天的育儿焦虑，从产前就开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来之不易——因为身体原因，她长时间无法自然受孕，也不能人工授精。在经历每天抽十几管血、腹部积水达三四斤、三次卵泡移植后，她最终通过试管婴儿成功受孕。孕期，她又因为血糖低“扎了1000多下手指头”，并在怀孕七八个月时在腿上打胰岛素，导致两腿淤青。
2016年，夏天在美国生下一胎时，公婆和父母都还没退休，她只能和正在读博的老公一起照看孩子。
为了照顾好孩子，她参加了美国当地社区组织的免费照护课程，但这并没有缓解她的焦虑。她的孩子“对环境高度敏感”，经常哭喊。为了哄孩子，她买过各种各样的玩具，光是会晃的椅子就买了4把，有左右晃的，前后晃的，还有“弹着晃的”，但孩子仍然难以平静下来。
她请了一个华人月嫂照看孩子，压力有所减轻。但月嫂月工资高达3万多元，孩子两个月大时，她再一次开始和爱人一起照顾孩子。
那之后，他们的睡眠就被剥夺了，孩子睡觉时总醒，他们得时刻守在身边。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夏天负责看孩子，爱人睡觉；凌晨两点过后，爱人接班。有一段时间，孩子因为肠胀气，每天晚上“声嘶力竭哭两个小时”，他们换各种方式抱孩子，给孩子做排气操，把手搓热捂在宝宝的肚子上，依然止不住孩子的眼泪。
喂奶成为她育儿期间“最大的噩梦”。她奶水多，如果不及时吸，容易导致乳腺炎。外出时，她要随时带一个吸奶器，每隔3个小时就赶紧找地方吸奶，找不到就回车上吸，盖张布在身上，“心理压力很大。感觉这个事情一直完不了，而且随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种焦虑感，张娴也深有体会。她是一位双胞胎妈妈，孩子出生后，她辞去一家汽车媒体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原本她以为平时带完娃，还可以抽时间聚餐、看书，“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孩子出生后，她无时无刻不在吸奶、冲奶、喂奶。两个孩子需要喝大量母乳，她奶不够，想尽各种办法“追奶”。她每天只睡5个小时，只要孩子夜里一哭，就条件反射式醒来，“身体像一个雷达”。
看她育儿辛苦，父母和婆婆都帮她照顾孩子。两家人生活在一起，不免发生一些摩擦。有一段时间，她一听到客厅里有人提高声调，就会紧张地冲出房间，“很多时候都在想怎么平息所有人的情绪”。
婆媳间的育儿观差异也令她感到焦虑。生产前，她查阅资料，得知剖腹产的孩子出生后6个小时不能喝母乳，可以喝葡萄糖。但婆婆看到孩子哭，坚持让孩子喝奶粉。“我做了这么多的预案和准备，不能做主”。孩子醒来哭，她想喂，婆婆不让，想让孩子再睡一会。她感觉两人仿佛在“争夺孩子”，“我的孩子，我抱抱他，亲亲他，跟做贼一样”。
相比夏天和张娴，王静在育儿方面没有那么焦虑。生育后，她“把妈妈当成一个课题来做”，一边在家写博士论文，一边读有关母乳喂养、婴幼儿睡眠、辅食制作的书，“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她家，也是婆婆帮着照看孩子，因为家人都听她的，王静说，她没有感觉到很重的育儿负担。
但孩子到了一岁半，她博士毕业，要找工作。听婆婆说家附近有家幼儿园可以托育，她决定送孩子去试试。在王静看来，托育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避免妈妈们陷入“只能辞职，只能让婆婆妈妈来带，只能请育儿嫂的某一种困境”。
“上班对我来说就像是放假”
夏天觉得，一个好的托育机构能传播科学的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的育儿焦虑。她见过一个不会带孩子的家长，不停地问老师问题，经常和老师聊到半夜。聊得多了，这位家长渐渐放松下来。
托育机构也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交环境。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夏天注意到美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常有一些互助小组，给0-3岁孩子提供社交场所。而在国内，她看到的往往是老人和育儿嫂因为担心孩子受伤，不敢让孩子跑，导致孩子在运动方面“得不到正常的刺激”。还有的老人给孩子看手机，“把孩子的世界隔绝在一个小的地方”，使得孩子语言发展缓慢。
2017年，夏天和爱人回到国内定居，第一件事就是找托育机构。当时，夏天的爱人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校工作，她原本想在爱人工作的高校集体托育，但学校的托班已停办1年多。夏天了解到，学校托班用的幼儿园的教室，幼儿园的孩子多了，“托班就被挤掉了”。
她找了一个育儿嫂照看8个月大的孩子，自己出去找托育园。当时，夏天住在北京中关村附近，周围可选的托育园不多。她找到3家托育园，都是四五个阿姨带十几个孩子，阿姨们学历不高，托育费用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把范围扩大到朝阳区后，她还找到了拥有有机农场、配有外教的高档托育园。
夏天说，自己那时对托育还不了解，只是凭感觉判断老师能否和孩子“快速建立联系，让孩子信任”。她觉得费用较低的托育园的阿姨流动性强，专业经验不足，还不如家里的育儿嫂。而那家高档托育园的老师虽然学历高，但是带孩子做手工、唱歌时，只是“自我中心式”输出，不会和孩子沟通，她都没有选。
她最终选择了朝阳区一所家庭式托育园，那里的老师看起来很热情，和孩子对话自然，园里氛围轻松。孩子送过去后的状态也令她满意。夏天回忆，孩子去之前很少喊爸爸妈妈，到了托育园后没多久就开始“蹦词”。园里的老师还会每天向她反馈孩子喝水、饮食、换尿布的情况，令她感到放心。
同夏天一样，张娴选择托育，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张娴说，孩子送过去后，老人们只需要晚上把孩子接回家，陪孩子玩两个小时，一家人都松弛下来。
张娴也回到工作中，去了一家电视媒体做销售。虽然每天通勤4个小时，但从育儿的状态中脱离后，她感觉放松，“上班对我来说就像是放假”。
把孩子送去托育后，王静也可以专心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托育不仅解决了孩子短期没有人照看的问题，还帮助你维持职业生涯的稳定”。
后来，王静和张娴各自怀上二胎，想着等孩子出生再送到这里托育。然而，老大在园里上了一年多，园长因和投资人理念不和，退出了园区。王静和张娴发现，园长退出后，班里一下子多了几十个孩子，孩子们开始大喊大叫、打架，身上有时会有伤。
“一个星期一个班最多接收一个小朋友，才能保证孩子有很好的过渡”。王静和张娴都觉得，园里3岁以下孩子人数增加后，照护质量大幅下滑，他们想换一家育儿机构，但发现附近没有。
好不容易熬到老大上幼儿园，二胎又出生了，孩子谁来照看又成了问题。
如今，王静和张娴已经记不起来是谁提出办一所托育园，只记得听到这个建议时，两人一拍即合，她们叫上另一位妈妈，在一周之内就租好了房子。王静说，她们那时没有调研过市场，只是想着找个地方共同养育孩子。
这也是夏天办园的初衷。送孩子去朝阳区的托育园后，夏天每天要花费两个小时接送孩子。送了四五个月，她感觉越来越累，想在家附近办一个托育园。“五道口的托育需求很旺盛，一旦开起来，很容易招到家长，至少不会赔”。
育儿老师应该像天文学家看星星一样了解孩子
2017年5月，王静和张娴租下房山区的一栋别墅，办起了托育园。在王静的想象中，托育园应该像家一样，有独立的院子，还带个小花园，可以供孩子们户外活动。一年多后，夏天的托育园也开张了。
三位妈妈的托育园都在居民楼里。相比商铺，居民住宅的人流没有那么密集，租金更低，还有游乐设施、绿地，方便组织孩子外出。
她们定制适合婴幼儿尺寸的桌椅、洗漱台，将房间划分为生活区、玩耍区、睡眠区等不同的区域，又在屋里摆放上各种类型的教具。再招到老师，就能让托育园运转起来，但第一个难题就在这里出现——她们找不到专业的托育老师。
王静记得，她面试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幼儿园老师，虽然他们提供的月工资过万元，但对方觉得这里不稳定，没来。她们又面试保育员，发现很多人没有照护0-3岁婴幼儿的经验。
无奈，她们只能自己先学习照护知识，再培训老师。当时国内没有相关的培训课程，夏天四处打听，了解到有一门国外的婴幼儿照料课程较为流行。经一位妈妈推荐，她找到一家机构，线下学习了一个月。
王静和张娴学的也是这门课程，她们找来培训师，每人花费7万多元学习。当时，王静的孩子刚刚出生，本该坐月子的她在二楼学习，家人在一楼帮她照顾孩子，孩子想喝奶时就抱到她的身边。
夏天说，这门课程只是把她“领进门”，对她帮助更多的是匈牙利一位婴幼儿教育先驱的书。她把英文版书籍翻译成中文，带着老师一起学习照料孩子的具体方式。比如，喂孩子吃饭时，不能“追着孩子喂”，把饭塞到孩子嘴里，而应该把勺子放到孩子嘴边，邀请他愉快进食，如果孩子不愿意也不强迫。
再比如换尿布时，家长应该和孩子互动，鼓励他抬腿，随着孩子长大，他会逐渐配合家长。如果家长给孩子换尿布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拉硬拽”，孩子也会觉得不舒服。
还有孩子玩耍时，不能总是扶着他走路，那样“孩子不知道如何在环境里自我保护”，更好的方法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自己摔，“一旦摔跤之后，他会慢慢学着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抓着大人”。
在夏天看来，这种照护理念的核心是“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每个孩子的差异性”，“家长之所以觉得孩子难带，是因为试图控制孩子，把孩子当成身上的一块肉，认为只要发出指令，孩子就应该像他想象的行动，没那样行动就有问题”。
夏天还去过日本的托育园考察、借鉴经验。她发现那里的托育园很注重孩子的情绪，有的托育园让孩子每天分享昨日的心情、经历的事情。还有的为了缓解孩子刚到园里的焦虑情绪，给孩子一个中间是镜子的白板，让孩子在镜子周围贴上喜欢的东西，从而体会一种被包围的安全感。
除了尊重孩子，夏天觉得，老师应该足够了解每个孩子。她形容，如果一个老师对孩子不够了解，就像普通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只能看到星星闪，但不知道每个星星来自哪里，为什么这么闪。一个成熟的育儿老师应该像天文学家看星星一样了解孩子，“知道每个星星是什么，在哪个轨道运行”。
在张娴和王静的托育园，她们希望老师“有一双粗壮的大腿”，永远蹲下和孩子沟通，并了解每个孩子的运动状态、平衡度，知道哪个孩子刚学会走，哪个孩子已经会跑，哪个孩子是由家长扶着走路。
这对老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夏天说，理想的模式是，她带出一批资深老师，这批老师再带新老师，形成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但实际情况是，托育园持续面对各种危机，老师们不断流失。
“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首次为0-3岁托育服务行业提供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不过，处在居民区的托育园难以办理营业执照，这为家庭托育园的运营埋下隐患。
2019年，有居民向物业投诉，称王静和张娴的托育园开张后，门口的车辆增多，导致道路拥堵，要求物业处理。物业要求托育园搬离，王静和张娴不肯，被告上法庭。因为“对方没有实际证据证明家庭园的存在伤害了园区的公共利益”，她们最终胜诉。
2021年，她们遭遇了更大的危机，起因是一个小孩撞到木质桌子角，眼部缝了几针。为了表示歉意，园里退还了家长两个月的托育费用，又让老师轮流去孩子家里照护。但家长不满意，要求赔偿20万元。
她们希望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赔偿，但家长没有出具相应书面材料，而是四处投诉托育园。王静回忆，那段时间，先是警察两次上门，说接到举报有人虐童。接着还有相关部门接到有人投诉，称他们的公司异地经营、不开发票。“家庭园在住宅内无法注册公司，为了给老师们上保险，不得不把公司挂靠在朝阳区一个公司下面。”王静解释。
2021年春节过后，当地工商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她们搬离住宅。张娴和其他几位合伙人商定，将家庭园搬到房山区的一栋商业楼里，租下700多平方米的店面。
夏天的托育园也遭遇过三次投诉，第一次是因为一位家长不满意价格上调，向“12345热线”投诉，街道办事处要求托育园关停。第二次投诉者是一位大爷，对方觉得孩子们在小区里活动扰民。第三次被投诉，她们连投诉来源都不知道。
为了存活下去，夏天请家长联合签名，证明自己不是“非法经营”，也上门向邻居赔过罪，请求对方撤回投诉。几次投诉下来，她觉得“像夹缝里面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2020年春节，夏天的托育园进入收支最理想的状态，继续运营半年，就能收回成本，然而，疫情来了。夏天回忆，那年4月，很多托育园被迫关停，有的已经开了10年，“特别可惜”。疫情期间，她也将托育园关了大半年。令她最心痛的是，培养多年的老师从此流失。
2020年年底，夏天本想去别的幼儿园当园长，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边打工还债。这时，一位之前认识的妈妈提出合伙办一家托育园。为了合法经营，她在北三环一处住宅小区里的商业用地办了社区办园点，接收0-6岁的孩子。
社区办园点的员工费用支出很大，而园里孩子的人数一直维持在30个左右，收入抵不上支出。张娴的托育园也一直在亏损。搬到商业区后，托育园的房租高达每月7万多元，招到的学生却没有增加。
今年年初，疫情结束，张娴和夏天的托育园终于停止亏损。但8月，托育园有20多个6岁的孩子毕业，而夏天的托育园有十几个孩子从托育阶段毕业，去了价格更实惠的公立幼儿园。如果孩子人数不增加，亏损还将持续。为了招到更多孩子，张娴尝试和企业、小区对接，向家长宣讲，但效果并不理想。
夏天觉得，送托的阻碍一部分来自社会对于母亲的传统期待，“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期待母亲生完孩子就能把孩子奇迹般养好。”
长时间观察来考察托育园的妈妈们后，夏天发现，最终能把孩子送过来的妈妈大多在家里有决策权，而那些想送却没送的妈妈主要是遭到家人反对。她和妈妈们聊天，有的妈妈说，家里老人不同意，担心孩子吃不饱、生病。有的妈妈担心送过来后，被人说“不是一个好妈妈”。还有的妈妈担心孩子在园里受伤，不敢送。
夏天说，孩子1岁多之后开始自主运动，难免出现擦破皮、摔跤的情况，只要老师懂得如何响应和处理，这样的小伤不仅不会对孩子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还能够促进孩子学习如何自我保护。但有的妈妈“对孩子的安全极度焦虑”，对于这样的家长，她们通常会先安抚家长的焦虑情绪，建议她们暂缓送托。
在夏天看来，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养育的责任便天然转嫁到了她的身上，她的付出往往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不成正比，“社会上不会用孩子人格是否健全发展、身心是否健康来评判母亲的价值。孩子成长得好不好全是妈妈心里的一杆秤。”
如果没有办托育园，夏天有可能在一个咨询公司做高管，拿着高薪。但这些年办托育园，她因为托育园资质问题“东躲西藏”，还欠下债务，只能借父母的钱弥补亏损。
但她并不后悔办托育园。她认为，如果没有办托育园，自己也要送两个孩子去国际幼儿园和其他托育机构，也要承担选择的压力和相当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教育是无价的”，“孩子获得了我们觉得最理想的一种教育”。
为了办托育园，张娴也负债累累，家人们劝阻过她不要干了。但她喜欢儿童教育工作，想在这个领域里继续探索下去。8月中旬，她把场地搬到一个小区的底层商铺，租金降到1万多元，员工减半，工资下降三分之一，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王静后来从托育园撤出，去了一家事业单位从事与托育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虽然也负债几十万元，但家人都很理解她，并肯定她的付出。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很多妈妈走过了产后低潮期，获得职业晋升”。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范“家庭托育点”建设，指出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这意味着，家庭托育模式未来将走向合法合规。尽管未来家庭托育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夏天和张娴都觉得，无论如何，家庭托育模式又向前迈了一步，她们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
（文中夏天、张娴、王静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