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所谓“历史感”，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作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整体，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而后积极因循和运用历史规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既要坚定地承继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和奋斗目标，又要敏锐地汲取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历史观并未因马克思主义的介入而中断消亡，而是与时俱进地被赋予新的形式，再度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者不约而同地把“历史感”作为其思想内核。
何为“历史感”
2015年11月，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859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评时追溯道，黑格尔哲学的长处在于“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其划时代的历史观后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理论前提。所谓“历史感”，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作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整体，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而后积极因循和运用历史规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怀揣着鉴古通今的历史感，才能激活和调动以往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新时代迈上新征程提供科学而有力的精神指引。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感。躬耕陇亩、安土重迁的生产生活方式催生了炽烈的家国情怀。认可共同的祖先和历史传统，是家与国得以稳定存在的文化前提。从《尚书》开始，“殷鉴”（吸收殷商盛衰的经验教训）“先王”（追忆与效仿前代贤王）等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观念便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种历史感愈是绵延不绝，便愈加积累起更为庞大的文化传统，便愈发增强人们的共同体意识。经过数千年来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传承，历史感已刻进中华民族的骨血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音声相和”的关键接榫点。
“历史感”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
恩格斯笔下的“历史”是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内的“世界历史”，其历史感主要表现为一种从局部历史经验上升为全局性、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思维。长处在于实事求是地把握住了业已开启且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并深刻地辨认出这一进程的根本矛盾。然而人们在叙述理论体系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具有高度概括性因而较为抽象的概念工具。
与此相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感集中地表达为一系列感念先人、抚育后辈的礼仪法度，直接渗透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但是，与生活环境过于紧密又使得传统的历史意识始终难以越出“家国”的樊篱，未能及时且真切地“开眼看世界”，以至一度落后于近代世界的发展潮流。正因“历史感”在两种思想形态之中的差异化表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着互鉴互补的必要性。
其一，马克思主义拓宽了中华传统历史观的视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前现代社会，各个主要文明之间还难以跨越大山大洋的阻隔并形成普遍的深度交往。此时，基于文明内部历史经验的反思足以满足日常需要。近代以来，借助生产力的发展，西方文明把各民族孤立的历史转变为它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全新的历史变化使得“殷鉴”“先王”等传统历史观念在实践中遭遇瓶颈，绵延不绝的历史感遭遇断裂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使得人们看到东方社会的落后绝非简单的观念层面的“先天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必然造成的不平衡发展。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要以改造这一不公正不合理的体系为前提。与之相呼应，原本以本民族历史经验为主体内容的历史感，必须上升为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为省察对象的、更为辽阔的历史感。中华民族既要坚定地承继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和奋斗目标，又要敏锐地汲取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历史观并未因马克思主义的介入而中断消亡，而是与时俱进地被赋予新的形式，再度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向度。宏大的历史规律如何与日常认知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孜孜求索的元问题之一。从日常认知的层面来看，个人的命运并非直接由生产力、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等宏观因素所决定，反而容易为人际关系、文化教育、偶然选择等微观细节所左右。这种间离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历程里往往被贴上“经济决定论”的标签。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始终是与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的。它主要地表述为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祖宗之法”“先师之言”，体现于天地四时与生产生活的协同契合。如此一来，参与历史的主体便不再是孑然一身、在每一时刻仿佛都能重新进行任意选择的原子式个体。相反，它肩负着发扬以往历史积淀的强烈责任感，其目的在于使得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能长久稳定地延续下去。这样一种历史主体意识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把握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而且要在世界历史的总体中勘定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方位，把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双重叙事熔铸于一炉。
在坚持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要格外注重加强历史研究，把承载着生动历史经验与深邃历史规律的“历史感”作为重要的立足点。一方面，让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厚植到中国的土壤之中，凝聚起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磅礴之力，不断实现其推动历史发展的理论旨趣。另一方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顺着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而傲然驰骋于世界文明的舞台，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完成其民族复兴的历史夙愿。
【作者苏振源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世泰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海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19ZDA020）的阶段性成果】
苏振源 王世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