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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没想明白该以什么状态活着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死”了。
家里的长辈年岁渐长，我面临关于“死”的选择越来越多：老人生病，是待在家保守治疗，还是去医院做手术？该不该把体检报告的数据清楚告知老人？该为老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采访过一位老爷爷，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因心脏疾病入院，结果和老伴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多月，老伴在病床前天天写日记记录疫情下的医院。老两口好不容易盼到能回家，老爷爷却因突发心梗去世了。
这绝不是老两口预想的人生结局：死在医院里，没有子女相伴。
在医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死得好”“死得顺心”却成了难事。最常见的是老人躺在病床上，身体各处插满了管子，心电监护仪屏幕上的曲线慢慢变成直线。电视剧是那么演的，医院里也能看到相似的场景。
徐舒也是这样送走她的母亲：承受肺癌晚期治疗的疼痛，最后病情加重住进ICU，以极端痛苦无助的方式走向死亡。于是，这位曾经的大学老师、服装设计师，开始在海淀医院安宁病房当安宁疗护志愿者，为生命末期患者服务，并写下新书《重启生命》。
所谓安宁疗护，是在缓解不适和疼痛的前提下，给患者创造舒适、有尊严、有品质的临终生活。它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而是充分尊重患者个人意见，让他们做回主，决定该怎么死。
在安宁病房，志愿者跟着医护人员一起，给患者洗头、理发、做芳香疗护。看着患者在精油辅佐的抚摸下渐渐放松，进入睡梦，徐舒发现，临终前的时刻也不一定总是痛苦。
绝大多数患者，提起如何利用有限时间迎接死亡时，最多的用词是“回家”“不痛”。疼痛固然能用药物止住，但回家的路并没有想象中轻松。
徐舒见过一个老人想在家里离世，但家人不同意他出院。安宁病房邀请了他的儿子、儿媳妇，和医生、护士、心理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上，儿子和儿媳妇愿意老人回家，但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回家后遇到疼痛和病情变化，家人如何及时处理？此时办出院，后续床位紧张，再次入院有没有困难？老人突然没有气息，家人如何判断他的死亡？如何联系殡仪馆，开各种手续办死亡证明书？
这些问题如此具体，又很实际。医护人员挨个解答了家属的疑问，表示后续会持续支持处理老人回家后可能发生的诸多情况，打消了家属的顾虑。于是，老人回家了，几天后，他在家中去世。
能在家里离世是件很奢侈的事。这不仅考验着老人和家属对于死亡的理解、家属对尽孝的认识，还有社会层面上对死亡的态度。比如，有些邻居会担心，楼道死了人不吉利，或是死过人的楼，房价会跌。
谁都知道死亡只是人生最正常不过的结局，像这样的邻居，反映了整个社会面对死亡的态度，依然是讳莫如深、避之不及。
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就讲了一个老太太生怕儿女没有兑现办土葬的承诺，于是假装死亡，想考验儿女们在葬礼上的表现。这场荒唐的葬礼铺张又不合实际，成了一场闹剧。
现实生活中，我见过有人把父母的葬礼当成一个舞台，要演出尽孝的模样给亲戚朋友看；有人把父母送到医院，然后拒绝探望，留老人在医院孤零零地迈向生命终点。
我对死亡也有过误区。我和妈妈讨论过死亡的话题，她说，有那么一天时，绝对不要送进ICU，不用抢救，就顺其自然地离去。我当时大力批评她厌世的态度，保证一定花最多的钱送最好的医院，延长和挽救生命。
但最近，我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自己都没想好要怎么过日子，怎么能强势地干预父母的决定，要求他们必须以我的预想过完最后的时光呢？
学会“善终”，是每个人必修的人生课题。但我们容易忽略，家属的哀伤也是需要抚慰的。安宁病房开设了针对家属的生死教育课。在老师引导下，徐舒重新拿出母亲的遗像，对着照片诉说了3个小时。那是她与母亲最后的告别。
我想，这样的生死教育课还可以开进课堂里，让年轻人也可以思考如何死，或许能帮助他们决定如何生。
魏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