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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甘肃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刻葫芦阮氏葫芦艺术的第四代传人、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85后阮熙越想要做“破局人”，重新定义“非遗”。
在她看来，现代人提及“非遗”，常常带着时过境迁的滤镜，觉得这些手艺肯定是一位老人坐在某个地方安静地创作，作品曲高和寡，需要重金购买。
“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阮熙越说，“非遗应该更有人间烟火气，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在接过长辈的衣钵后，阮熙越开授体验课、办沙龙，让更多人体验非遗制作；更新作品“画风”迎合年轻人的消费“口味”……她还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祖辈的作品见天地，我的作品见众生”。
兰州坊间早就有“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的说法，当地刻葫芦的手艺人也不在少数。阮熙越的观点让一些“保守派”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年轻传承人无法抵达老一辈艺术高度时找的“托词”。
面对质疑，阮熙越选择用“垒山”的过程来勉励自己，“山是怎么形成的？山是在平地上慢慢垒起来的，它包容了所有的景观，才形成了巍峨的态势”。
学葫芦肚大能容
阮熙越“破局”的底气来自一家几代人践行的“君子之风”。“这种‘君子之风’让家人做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不被他人理解的举动，但在我眼里，这就是在‘垒山’。”阮熙越说。
阮家族谱记载，1936年，阮熙越的外曾祖父阮光宇开始雕刻葫芦，是阮氏葫芦艺术的创始人。
当时，阮光宇是一家报社的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兰州城隍庙发现了吉祥葫芦，他十分喜爱，便开始学习手艺。
阮光宇为传统技艺增添了文人气息，没多久，他雕刻的葫芦就出了名。
“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外曾祖父并没有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后来，他辞了职，把刻葫芦当成了谋生的手段”，虽然没有见过这位祖辈，阮熙越仍被他的经历所触动。
阮氏葫芦艺术的第二代传人、阮熙越的外公阮文辉是甘肃省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雕刻的《150个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等4套6枚微雕葫芦被定为国家珍品。
虽然在业内声名远扬，但在外公身上，阮熙越学到的却是“谦卑”二字。“他有机会在兰州工艺美术厂当领导，却为了专心创作，婉拒机会，还有很多人高薪邀请他去沿海发达城市发展，他也拒绝了，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刻葫芦的土壤和根基就在兰州，不能忘根舍本。”
阮熙越的母亲阮琳是第三代传人。从小耳濡目染，她喜欢上了刻葫芦。年仅15岁，就能独立创作完整的作品，现在，她是兰州刻葫芦省级非遗传承人。
“妈妈身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达”阮熙越说，“很多人都觉得，妈妈的艺术成就还可以再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评正高、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但她不是很在乎这些，早在几年前，就退居二线，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前行。”
母亲的“放手”，让阮熙越在短时间内进步飞速。“无论何时，妈妈都对我的工作高度认可，即使有分歧，最后也会以我的意见为主。私下里，她还会从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了解年轻人的喜好，随时和我沟通，尝试用时尚化的视角创作产品。”
阮熙越觉得，这些传承着的优良品质，起始于家人与葫芦的“朝夕相处”。“我们刻葫芦，和葫芦对话，滋养自己的内心。葫芦，肚大能容。借物言志，说的就是做人的道理。”阮熙越说。
泛艺海学无止境
传承记忆也传承技艺。
阮家的座右铭是“学艺，做人，过日子”，在用“家风”为其打好底色后，四代人87年间都在致力攀登高峰，“在没有彼岸、没有到达的艺海中修行”。
相关历史资料记载，阮光宇将其在诗书画印等方面的修养引入刻葫芦这一民间艺术。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刻工精细，凡诗词书法，南北派山水，以及西厢、红楼、聊斋人物，应有尽有”。
阮文辉将雕刻工艺分为描写与雕刻两种。描写是在葫芦的外表用特制钢针将表皮刺破，镌刻书画，涂以松墨；雕刻是以小刀将葫芦硬壳刺透，用粗线条描绘人物、山水、花卉等。阮文辉在雕刻上独具匠心，针刀并用，以刻、铲、刮、磨等多种方法，将中国画的勾勒、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葫芦上，仿制出历代名家的泼墨写意山水以及徐悲鸿、舶石的画风笔意。
除此之外，他专攻“微雕”，曾在一只鸡蛋大小葫芦上，刻下唐诗204首，每个字只有米粒的四分之一大小。
阮琳传承“微雕”技艺，由她创作的《百美图》，在直径只有5厘米的鸡蛋葫芦上雕刻了近百位美女，细致到双眼皮、睫毛都可以看到。
她还曾在敦煌创业，在这个艺术宝库，与大量外国游客接触。因此，在创作时，阮琳将不同国家的文化融入其中，“接轨世界”。
她告诉记者，自己创作过一个有泰戈尔头像的葫芦，头发是拿刀铲出来的，用的是泼墨山水技法，《吉檀迦利》的诗文是分别用中英文刻出来的，使传统的民间技艺更具有现代感。英文、日文、希腊文等也都在她的作品中出现过，让雕刻葫芦“踏出对外传播的步伐”。
阮熙越在2010年大学毕业后，正式涉足该行业。尽管是“半路出家”，但受家人影响，她从小看过大量诗书，学过书法，摹过画本，加上10余年的积淀，技艺不断精进。
在前辈的基础上，她运用“加减法”，形成自己的风格。
她用减法给传统葫芦雕刻的画面“留白”，凸显意境。在一枚扁形的葫芦器型上，只刻一舟，一渔翁，无水，稀稀落落几笔，让赏玩者自己去遐想。
“诗文有意在言外，音乐有弦外之音、戏曲中也有虚拟动作，我喜欢这种疏而不空，满而不溢的感觉。”阮熙越说，这样的画面，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间、无限的可能。
而在葫芦的功能开发上，她又做了不少加法，设计出功能类的打火机、钱袋子、香薰蜡烛、储物篮，还有时尚单品葫芦手链和搭配不同穿衣风格的葫芦配饰等。
阮熙越认为，非遗，最早就是老百姓一种精神上的需求，本来就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所以，“破局”的方式就是改变它的现状，让它返璞归真，更好实现它的服务功能。
在题材内容上，阮熙越同样广开源路，在葫芦上刻画“绿马”“旅行的青蛙”“哪吒”“冬奥”等社会热点内容；还在作品中呈现时代巨变，将中欧班列、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等融入其中。
阮熙越认为，自己做的是不是超越，不是外公刻唐诗204首，她就去刻300首。她做的是传承，“这就像看一座大山，不止要垂直看到山巅，还看到它有宽度、有面、有纬度。”
一定程度上，“减法”让刻葫芦的生产周期得以压缩，相应的，产品价格也降了下来，普通消费者购买并不费力。“加法”则让产品拓宽了消费群体，有了更多应用场景。
“处江湖之远，亦追庙堂之高”，2019年，阮熙越创作的《雕刻葫芦·河西记忆》，在12枚小葫芦上，用率真、奔放的线条呈现河西走廊的人文风情。作品选材展现汉代丝路盛景，而不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唐代，此外，她还改变了传统松墨上色的方式，用多种颜料铺陈出历史的斑驳感、西北土地的肌理感，并用12宫格进行创意展陈，获得多方青睐，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百花杯”金奖，也让一些质疑的声音戛然而止。
做传播面向未来
近年来，阮熙越将不少精力投放到兰州刻葫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上。
她参加各种文化方面的交流培训会议，通过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去推广、宣传兰州刻葫芦，到传习所、校园、市集，讲解刻葫芦历史沿革、演示相关技艺、指点大家自制刻葫芦作品。
她还编写了《兰州刻葫芦体验课程手册》，根据各年龄阶段，选用卡通形象、传统图案、甘肃符号、彩陶纹样等素材。
从2016年至今，阮熙越和研学机构、旅行社、企业沙龙、工会以及多所中小学携手合作，完成上百次授课，让学员在沉浸式体验中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来自外界的正向反馈，让她内心葆有热爱。“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两小时一动不动，完全靠自己刻了一个葫芦，他的家长都很惊讶，孩子能坐得住。”阮熙说。
阮琳也记得，一次，她作为文化大使带着阮氏雕刻葫芦去以色列进行展览交流。一些当地人想要购买葫芦，因为无法开具发票，阮琳只能让翻译转告，作品无法售卖。不料，“他们却趁没人，将葫芦拿到手里，直接把钱往展台上面一放就走了，不要发票，连包装也不要”。
“这让我再次看到葫芦的‘肚大能容’，它容得下世界，也容得下未来。”阮熙越说，她会继续“垒山”，继续“破局”，以刻葫芦为窗口，打破外界对“非遗”的刻板印象；也会让刻葫芦作为兰州的文化标签，得到更多展示机会，“让更多人知道，在甘肃不仅仅有黄河文化、敦煌文化，还有古老的雕刻葫芦的文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