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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有些变化乍看上去有些奇怪。
一个学生突然频繁拉肚子；在学校吃午饭时，有的学生看起来不敢吃饭；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突然成绩变差了、甚至经常请假；原先活泼的学生变得不爱说话；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突然很“有钱”，经常去小卖部买零食、还请同学吃零食……
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和老师能识别出，这些可能是校园欺凌的表现。在乡村学校，校园欺凌存在于各种隐秘的角落：在上下学的路上，在厕所里，有时也隐匿在全班同学的沉默或哄笑声里。
在从事反校园欺凌工作11年的沈旭看来，任何一种特质都可能招致欺凌，这取决于群体文化：高矮、胖瘦、肤色黑白、受到老师表扬或贬低、被老师喜欢或讨厌，性格沉稳或活泼，说话做事有分寸的、没分寸的，有礼貌的、没礼貌的，戴不戴牙套、口音、说话流畅或结巴……
“在一个群体中，要符合某种标准才会融入，如果不符合，就可能受到排挤。”沈旭见过太多在欺凌者与被欺凌者身份之间转化的孩子。她说：“每个人都可能被欺凌，也都可能成为欺凌者。”
微小的改变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的艾少丹和同事到这所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乡镇中心小学担任驻校社工，请老师推荐几名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学生，老师第一个推荐了爱打架、校园里的“不安定因素”赵武（化名）。
第一次见赵武，他在吃着一碗冷饭，冷漠，不理人。赵武住在乡镇中心小学校门口一栋简陋的农民自建房里，房主隔出一间间几平方米的小屋，租给家远的学生。
在这间小屋里，称得上家具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赵武家远，爸爸在学校边租了这间小屋，给附近开小餐馆的亲戚一些钱，让赵武有口饭吃。
下一次去，同事带了些零食和玩具作为突破口，令她惊讶的是，赵武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和很多卷入校园欺凌的孩子一样，赵武也是家庭问题的受害者。艾少丹和同事后来才知道，赵武的妈妈离家出走，爸爸爱喝酒，喝了酒就打他。很多学者得出过类似的结论：目睹过或遭遇过家庭暴力的孩子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他们在家长身上“习得”了这种沟通方式。
但“小霸王”赵武也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在村里，妈妈离家出走的情况不是个例，但还是有同学笑话他、孤立他。
在学者的研究中，“留守儿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跟其他孩子相比，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家境贫困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在老师看来，赵武屡教不改。老师训他，他不吭声，躲到环绕学校小山的隐秘角落，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
赵武的住处就在校门口几十米外，他没有玩伴，放了学就闷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艾少丹每天下班路过，顺便上楼去看看这个孩子，有时闲聊几句今天晚饭吃的什么、在学校怎么样，有时只是静静地看着赵武玩。对于社工艾少丹来说，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是她和个案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途径。
过了一段时间，艾少丹发现赵武常在她的住处附近玩耍——这是沉默的赵武向新老师表达好感和信任的方式。
艾少丹的住处旁边有个广场，有条小河流过，很多孩子在这里踢球、做游戏。赵武走出小屋后，慢慢有了玩伴。艾少丹也在关注着赵武：“小孩做游戏，总有人不够的时候吧？他出来得多了，就有人跟他玩了。”
赵武的家人不在身边，赵武很少洗脸，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房间也脏。艾少丹和同事主要培养赵武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们和赵武约定要每天洗脸，专门把他一周的洗脸次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跟赵武相处了一段时间，艾少丹发现这个男孩也有可爱的一面。“你跟他好好说话的时候，他也会好好说话”。
赵武每做好一件小事，她们都毫不吝惜地表扬。而赵武显然不习惯受到表扬，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这个缺乏关注的男孩像一块长久干涸的土地，“稍微给他一点关注，就会看到他有一点点微小的改变。”
“无用”的大人
到了暑假，艾少丹所在的机构要为村里的孩子举办一期夏令营，
那时赵武正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暑假期间，亲戚的小食堂不营业，他留在出租屋里，就没饭吃；回村里，爸爸上山采山货，整天不在家。
大学生志愿者带他买了新衣服，每天带着他一起吃饭，晚上带他一起住在学校旁边几十元一晚的小旅馆里。夜里，志愿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复盘当天工作、计划第二天的工作，赵武就在一旁玩。
这是他人生中少有的“特权”时光。在参加夏令营的同学面前，他表现得很“嘚瑟”。
小组里要选举小组长，赵武渴望当选。但没有人投他的票，这让他很失落。
有一天，赵武打了一个同学。这一幕刚好被志愿者老师看到。
老师叫出赵武，让他站在一旁，问他怎么回事，赵武不肯解释。为了防止赵武跑丢，一个志愿者专门“看守”他。就在志愿者一走神的工夫，赵武又跑了，大家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他。
艾少丹觉得好气又好笑：“你对他好吧，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一批评他，他就跑。”
艾少丹后来知道，另一个同学嘲笑赵武没当上小组长，赵武像以前一样，直接动手。
艾少丹发现：“他每次跟人打架，都很快就能找出原因。”但在以前，老师问话的语气已经预判他是肇事者。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祝玉红在北京市某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发现，受欺凌的学生中，86.7%的学生表示不会把自己被欺凌的经历告诉老师，75.9%的学生表示不会把被欺凌的经历告诉家长。
在社工和学者的观察中，校园欺凌发生后，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往往不受孩子们信任。
这些年来，沈旭见过老师、家长面对“校园欺凌”时形形色色的反应。
一种常见的反应是，老师、家长不把孩子的话当回事，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学者或社会工作者都提到了一些让人感觉耳熟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偏偏欺负你？你应该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
一个社工说：“受到欺凌的孩子本来就很自卑的，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有问题了，大人还要让他反思自己的问题。”
还有很多家长疲于应付工作，一听到孩子说受到校园欺凌，第一反应是：“你怎么又给我惹麻烦了？”
刘芳（化名）是一名有心理学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她今年在贵州某县举办活动时，偶然听一名乡镇学校的男生说起，另一个男生曾经遮住教室监控器，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这名来自北京的心理咨询师很吃惊。但当地其他孩子平静地表示，这很常见。
男孩说，后来老师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血，但不管不问。其他孩子表示，这也很常见。
就算老师决定处理这件事，也只是让欺凌者道歉。
沈旭从事反校园欺凌工作十余年，她极不赞成这种简单的方式，“道歉只是压抑了愤怒，但愤怒并没有消失”。
在这种处理方式中，受欺凌者也没有安全感——道歉可能招致变本加厉的报复。“孩子很聪明，他知道告诉老师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干脆不说。”
漫长的修复
赵武又一次故态复萌，打人，然后被老师惩罚，怎么问都不说话。
艾少丹知道，赵武的爸爸回来了，又喝了酒，又打了孩子。
“只介入他自己，也太容易归零了。”艾少丹决定介入赵武的家庭。
当时正值夏季，赵武的妈妈回来了，在工地干小工。这里冬天常常大雪封山，进出不便，夏天便成了当地农村父母回乡探望孩子的高峰期，过了夏天，再出去打工。
妈妈回到家，赵武明显变乖了，衣服也干净起来。
艾少丹梳理出了这个家庭矛盾的根源：钱。赵武的妈妈嫌他爸太懒、不去挣钱，一气之下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很少回家。赵母走了，又舍不得孩子，但赚到的钱不够养活他，只能隔段时间回来看看。妻子一走了之，赵父心情不好，这个原本不大喝酒的男人开始酗酒、打孩子。
和绝大多数干预案例不同的是，赵武一家三口都有改变的意愿。在夏令营里，赵武告诉艾少丹，他不喜欢打人，但他一生气就管不住自己。
赵母这次回家，诧异地发现孩子变得温和了。面对更容易相处的孩子，她也愿意多在家里待一段时间。艾少丹发现，赵母比较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如果丈夫和孩子表现得好，她的状态就好一些。
艾少丹请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赵母聊聊家常，两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妇女主任教赵母怎么教育、照顾孩子。那时艾少丹硕士毕业不久，没有孩子，也没有说服力。
赵父向艾少丹承认打孩子不对——这点认知已经高于当地其他村民了，他的问题在于克制不住自己。他也被“敲打”了，艾少丹约来村干部、镇政府的人，严肃地给他讲了反家暴法。
到了秋天，许多“候鸟父母”离村打工，赵母还留在家里，但她只肯做自己和孩子的饭。妻子回家了，赵父也开始积极地找工作。那时，乡镇附近有很多建筑工地开工，村民不必到几百公里外的西安打工，他也到工地上打工赚钱。再后来，赵母做的饭，也有了丈夫的一份，洗衣服时也顺便帮丈夫洗一洗。
这个家庭的裂缝开始弥合。
赵武像这个家庭的镜子。他有时笑眯眯的，有时整天耷拉着脑袋不说话。
透过赵武时好时坏的状态，艾少丹隐约能看到家庭的状态：他的父母和好了，他的父母又吵架了。
艾少丹发现，欺凌者会权衡欺负人的“成本”。如果这个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强大，老师喜欢他、家长关心他、同学们也爱和他玩，那么他就不太可能被选作欺凌对象。
很多学者也发现，在乡村学校，家庭贫困、有智力障碍或肢体残疾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欺凌。
赵武3个多月都没再打过人，按照社工工作标准，这个个案可以结案了。
艾少丹读本科时开始到社工机构实习，到硕士毕业时已有了700小时的社会工作经历。参加工作后，在陕西妇源汇带项目这6年，赵武是她唯一一个称得上干预成功的案例。
工作这些年，艾少丹越来越觉得，做个案干预需要缘分，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是在项目初期，我们的工作没那么多。现在肯定不行了。”结束赵武的个案之后，艾少丹手头的个案越来越多，大部分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现在她手里有八九十个个案，她甚至不敢保证自己能叫对每个孩子的名字。
房间里的大象
艾少丹觉得，自从“校园欺凌”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后，社工团队走进校园的难度降低了许多。
以前她得靠街道办、社区介绍辖区内的学校，努力跟校长拉近关系，偶尔有校长格外重视这块工作，还会要求老师定期听社工课，但大部分校长不愿接受驻校社工。
如今“反校园欺凌”成为学校管理者新的KPI，随之出现的问题是，校领导希望干预效果立竿见影。
前段时间，有个校长质问艾少丹：“你们不是给×××上课了吗？他怎么还是打人呢？”
这所乡村小学的学生甲打了学生乙，艾少丹到双方班级讲课，讲建立友好关系、讲去标签化。
但这几堂课无法让深陷于扭曲的家庭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孩子即刻改变。更何况别人依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欺凌者，有其他班的老师会告诫本班同学：“你们离×××（欺凌者）远点儿！”
艾少丹感到有些无力：“除了我们是往前拉的（力量），很多往后拖的。”
在更多地方，学校领导和老师开始讳言“校园欺凌”。
“友善校园”的负责人小宝曾听一位心理老师表达过担忧：“如果给学生上反欺凌课，孩子们会用这个概念去对号入座，向老师、家长报告自己遭受了欺凌，家长恼火地找老师投诉，这会让老师和学校都很被动。”
记者采访了多名做过乡村校园欺凌调研工作的学者，每当他们问到当地学校的校园欺凌情况，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我们这里没有校园欺凌。
有个学者尝试用更委婉的方式询问：“你们这里学生关系怎么样？”接受访谈的老师充满警惕：“没有，没有。我们这里的学生都挺好的。”
“没有校园欺凌”，有两方面含义。一种是，学校里出现了欺凌事件，但老师及学校领导不认为这是“校园欺凌”。
刘芳告诉记者，她过去在湖南、湖北等地的乡镇学校做调研时，接受访谈的学生有时会跳出访谈框架，突兀地向她提到：有同学一直欺负自己，但老师不管。
在乡镇孩子看来，“北京”这个地名自带光环，受欺凌的孩子寄希望于让北京的老师帮帮自己。
刘芳试探着向教师问起她了解到的欺凌现象，很多老师的回答如出一辙：“这不就是小孩儿之间闹着玩吗？”
“没有校园欺凌”的另一层含义是，出现欺凌后，学生们（包括受害者和旁观者）不会告诉老师。告诉老师没用，甚至更糟。
在社工看来，欺凌是很多青春期孩子寻求认同的方式。
“老师一般认为校园欺凌是反社会行为，其实恰恰是孩子寻求同伴认可的社会化行为。”小宝说。
“友善校园”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事反性别欺凌教育的公益机构。机构负责人小宝就曾是性别欺凌的受害者。她肤色黝黑、五官立体、眼窝深邃，小时候，同学笑话她是外国人。
不仅如此，她也不符合社会认知中的女孩形象，不喜欢粉色、不喜欢裙子、不喜欢缀有蕾丝的衣服，喜欢篮球，喜欢运动。同学嘲笑她是“假小子”“飞机场”。
她在自卑中生活了很多年。为了“融入”集体，她也学着同学的样子，讥讽一个气质阴柔的男同学，说他“不男不女”。这让她感觉自己跟班里其他人是一样的，有种融入团体的“安全感”——受害者“习得”了欺凌的方式，通过欺凌别人获得了团体的“入场券”。
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又多了一个。
老师释放出温暖，就很容易转化欺凌者
中南大学副教授雷望红在云南一所乡镇学校调研时发现，学校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有时甚至会被欺凌者“绑架”。乡村学校承担着“控辍保学”的压力，“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辍学，相当于学校最有力的惩戒手段没有了。很多学生也很懂这一点，所以为所欲为。”
而有些学生团伙很重视“团结”，要是学校惩罚其中一个学生，团伙中的其他“兄弟”都会以辍学相威胁。压力之下，“学校索性采取较轻的处罚，甚至两边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雷望红在调研文章中分析道：“息事宁人的处理效果十分差，不仅对学生无法起到威慑作用，而且消解了校园正义，欺凌者可以继续在学校为所欲为，依靠拳头维持他们所建立的暴力秩序，由此使得校园欺凌现象不断生产出来。”
沈旭觉得，只要老师释放出温暖，就很容易转化欺凌者。
沈旭所在的机构“光和行动”也在老师身上“攻坚克难”。她不断在培训中告诉老师，即便你怀疑这个学生打了人，也不要急于下判断。
“一个孩子被告状，其他很多孩子都来告他的状，这个时候就要警惕（存在校园欺凌）了。但很多老师会认为，这是你（被告状的孩子）的问题。”
郑毅（化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教师，十多年前，他带第一届学生时，遇到一个挑战。班里有个男生气质阴柔，说话像女生，这个男生因此受到很多同学的嘲笑。郑毅虽然也感觉这个男生怪怪的，但他作为班主任，不允许班里发生欺凌。
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受欺凌的男生甚至想过自杀。过了数年，当年的挫败感一直萦绕在郑毅心里。
7年前，郑毅偶然参加了“友善校园”的培训，他在“真人图书馆”受到了震撼。那天，两个校园欺凌受害者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受欺凌的经历，郑毅才知道，原来受欺凌的创伤这么持久。
他后来又参加过几次反校园欺凌的培训。培训都在外地，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坐深夜的飞机赶过去，坐凌晨的飞机赶回来。
他开始放下对“教师权威”的执念，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态度面对学生。这位县城高中老师在全校做讲座，收到许多学生的小纸条，纸条上写满了青春期的困惑。他还给县里的老师做过好几次讲座，“影响了六七百个老师吧”。
集美大学讲师陈旭认为，在反校园欺凌方面，乡村学校处于更不利的处境。
在她调研的那所乡镇中学，学校没有心理教师。一些地方，心理教师的编制分配给了县城的学校。
班主任郑毅接受过反欺凌培训后，他经常在班会课上告诉学生，如果有同学受到了欺凌，要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勇敢地表达对受欺凌者的支持，比如给他写小纸条、和几个同学一起放学陪他走。
而雷望红在广西乡镇调研时注意到，在乡镇学校，“差生”很可能会影响“中等生”，进而影响全校的氛围。
镇上的一所学校成立较晚、生源差，学生打架很普遍，也存在校园欺凌，而且与村里的宗族势力有关。
现任校长在重塑校园秩序时，颇有民间智慧。他在学校里成立了三级学生会，除了常见的校级学生会、年级学生会之外，还成立了村级学生会。各村学生选出一名有能力、有公信力的学生作为本村学生会的负责人。
校园欺凌经常发生在隐秘的角落，各村的负责人需要保证本村学生放学后安全到家，一旦发现本村学生有受欺凌的苗头，要立刻向老师报告。
雷望红发现，很多差生之所以捣乱，就是想得到更多关注。而这些学生负责人获得了老师的关注，又被赋予了职务，都很高兴。
这名政治学副教授说：“是否真正关爱学生，是教师权威的来源。”
要让老师长出一双能在黑暗中看到微光的眼睛
在一所乡村学校，沈旭见到了男生刘浩（化名）。她回忆说，“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才上初一时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沈旭经常提醒老师，遇到校园欺凌事件，不要先判断对错。“判断出对错又怎样？惩罚他（欺凌者）吗？”
沈旭说，要让孩子感觉到，老师不是来惩罚我的、老师是信任我的。“惩罚会增加他的恐惧和无价值感。重要的是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
她更推崇“补偿原则”，让欺凌者看到自己的价值、学会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刘浩读初一时就欺负同学，老师接受过反校园欺凌专业培训，决定让刘浩负责关心被欺凌的同学，当有别人欺负这个同学时，他要去安慰。老师还让欺凌者刘浩当班长，乃至建立“校园护卫队”，保护同学。
在那个班级，原先的“刺儿头”刘浩很受欢迎，他上初一时，就敢跟初三学生谈判——对方欺负了他班里的同学。他上初三后，教育初一新生不要欺负人。这些举动让他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这个成绩不好的男生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
受访的社工经常提到，遇到欺凌事件，不要给孩子贴标签、不要急于判断谁对谁错。“要先释放善意，表达理解。”
在教师培训中，沈旭很少直接谈校园欺凌，她讲得更多的是教师如何自我关爱、如何让职业更有价值感，她帮助老师面对成长中的创伤、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建立自信。
“很多老师希望帮到学生，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会有无力感，越管就越没有办法。”而一个自信、内核稳定的老师，更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沈旭希望，“我们要让老师长出一双能在黑暗中看到微光的眼睛”。
她建议老师布置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每天花一点时间鼓励自己，在班会课、黑板报上谈谈反欺凌的话题。“其实跟老师现在的任务不冲突，都是捎带着做的。”
艾少丹也很少直接谈“校园欺凌”，她的小组活动通常以“自信心提升”“情绪管理”等为主题，有些学生是被她关注的“校园欺凌高风险人群”，她会努力动员这个学生参加。艾少丹努力让每次小组活动看起来都很正常，参加者有乖孩子、成绩好的孩子，也有“高风险学生”。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高云娇对于校园欺凌的议题并不陌生。在香港城市大学读博时，她的导师黄成荣教授一直在香港推动“和谐校园计划”，减少校园欺凌事件。这是涵盖了学校、老师、家长、学生、社工以及欺凌双方等各方面在内的体系。
其中一个处理欺凌事件的方法是圆桌会议，由调解员调节欺凌双方的矛盾，通过复盘欺凌事件的整个过程，让欺凌者认识自己对被欺凌者的伤害和影响，从而让欺凌者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羞愧和内疚情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修复欺凌双方的关系。
高云娇访谈了许多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他们基本都有卷入校园欺凌的经历。她发现，不同的受欺凌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孩子对于受欺凌的经历一直心存怨恨，“想等以后再报复”。另一类孩子则是“习得性无助”，逆来顺受。
高云娇认为：“校园欺凌只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其中一个因素。最大的原因还是这些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太少，在遇到困难时没有外在力量支持他们。”
像赵武这样毫不掩饰地施以暴力的，只是“校园欺凌”集合的一个子集。更多的欺凌不那么显而易见。
有经验的社工常常能识别出一些不起眼的信号。“友善校园”希望培训老师，让老师识别出这些信号，去帮助学生。在他们发放给老师的工具包里，有一张海报，海报上承诺“我将平等对待所有学生”。
赵武用武力回应同学的嘲笑，意味着他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友善校园”的培训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传授“话术”，教给学员如何表达不满。一个常见的话术模板是：“你的××行为，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很伤心，请你不要这样了。”
赵武毕业后，艾少丹后来又跟那所小学的校长通过电话。赵武的现状不再属于她的职责范围，但她还记挂着这个孩子。艾少丹听说，赵武已经升入初中了。可是她不敢再细问。万一赵武上了初中后又欺负别人呢？整个机构唯一一个“成功案例”也不存在了。
从事反欺凌工作6年多，艾少丹并不乐观。
她不认为校园欺凌会消失，“校园欺凌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表现，而权力无处不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