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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好的编剧，如同巧夺天工的织梦人，他们能通过作品传达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让观众沉浸在情感的波澜中，与之共鸣。在文学与影视的交汇点上，他们不仅是编剧，更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我们心中的经典。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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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创作者要有担当精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月
总有一个故事让人难忘，总有一个旋律触动心弦，总有一个人物为你而来……《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金婚》《甄嬛传》《功勋》……这些堪称经典的剧目，都出自郑晓龙和他的团队。
在郑晓龙看来，当观众不能感受到人的美好的时候，就不接受，观众能感受到的时候，就很容易接受。“比如，朴实的人物，表达他们的朴实很重要，不要拍摄成‘带领群众怎么奉献、多么伟大’。他们就是默默无闻的，心里没想过自己多伟大。一心踏踏实实做工作，最后就可能出成绩。”郑晓龙说。
文艺反映生活、影响生活，创作者要有这种担当，也要有这种自觉和魄力
1982年，刚大学毕业的郑晓龙，来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原北京电视制片厂）。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从编辑一路升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郑晓龙在这里工作了27年，完成多部“自上而下”的作品，斩获诸多“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次讨论《渴望》的剧本，我们一堆人在饭店讨论了四五天，当时初步准备写主要发生在家里的一部剧，所以定为室内剧。同时有工厂办公场景，需要大量外景。第二个需要确定的就是，主角是谁。我们希望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就选择了刘慧芳这样的主角，定位为年轻漂亮，又善良又贤惠，为家人努力……但无论情节如何设计，都要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展开。”如今，回忆《渴望》的剧本初创，郑晓龙还会感慨创作环境对创作者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从小说改编或领导给题目，到走向独立创作，郑晓龙时常与身边活跃的文学青年一起寻找选题和思路。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北京人在纽约》《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一大批现象级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先后破土而出。
让郑晓龙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带着现实主义思考的剧集不仅收获了高收视、好口碑，还发挥了一些意外的作用。“《北京人在纽约》，起初大家觉得会不会太贬低外国了？但是确实‘洋插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一年我们的‘出国热’确实一定程度上降了温，这就是一部剧对现实的影响。”郑晓龙回忆，《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剧组获得了公安部表彰。《金婚》播出后，妇联告诉他当年离婚率甚至出现了一定下降。
“这就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直接的影响，更别说现实主义反映的人性美好、对人性黑暗的鞭笞给大家带来的启发有多少了。我们的时代还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文艺反映生活、影响生活，创作者要有这种担当，也要有这种自觉和魄力。”郑晓龙说。
古装剧也要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没有好的价值体系是不行的
很多90后、00后观众是因为《甄嬛传》认识郑晓龙的。该剧的播出，引发收视狂潮，甚至打开了海外市场。拍了那么多现代剧，拍一部古装剧《甄嬛传》也大获成功，不少人说郑晓龙总是“踩在流行点上”。
“我没有故意踩什么流行的点，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观照现实，所以很容易就踩上了。”郑晓龙说，《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都是以现实主义态度做的，2014年《求是》杂志第一期有一篇评论，提到甄嬛是对封建制度下婚姻的批判，这令郑晓龙非常开心，觉得说到了自己心里。
“我们不是讲古时候卿卿我我的爱情，之前一些古装剧把宫廷讲得美好快乐、皇上至情至性，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这个小说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人物关系，但如果没有好的价值体系，是不行的。我把剧情设置到雍正年代，就是希望增加对封建制度的批判。”郑晓龙说。
“在《芈月传》里宫斗少了，这里的宫斗不仅是为了争宠，更有家国情怀。”《甄嬛传》之后，郑晓龙对《芈月传》有着新的深入思考，芈月反对世袭，重视军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古装剧也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创作精神，不是简单展现宫斗，唯有如此才能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郑晓龙说，《甄嬛传》的主题是批判，《芈月传》则努力想带给观众积极的励志。
真实地反映时代，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问题，才能做出真正成为高峰的作品
怎么判断一部剧的优劣？郑晓龙说，自己一直坚持两条标准：“一是人设、语言，要符合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的真性情。很多作品不说人话，不按照正常人的标准做事，很可笑。二是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电视剧一定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民族大事或创作忧思，郑晓龙皆能汇成一锅饱含人情味的高汤。这种人情味，源于他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坚持。他认为，每个人在戏里的个性和对社会的认知，事先都要有源于生活的设计。
犀利的日常观察，往往令郑晓龙的作品成为在时代热销的精神食粮。拍摄《北京人在纽约》之前，郑晓龙曾去美国体验生活半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郑晓龙修改了原著中的一些情节：加了大卫这个人物，加了王启明和郭燕离婚的情节。在郑晓龙看来“这是典型化”：“去了美国，当然得跟美国人发生点联系，而中国人讲究‘夺妻之恨、杀父之仇’，我把你生意给抢了，这样才有意思。”
谈及创作技巧，郑晓龙说自己还有一个坚持，就是语言要符合人物的真性情。比如《甄嬛传》中有许多到如今还流行着的话，皇后的“臣妾做不到啊”和华妃的“贱人就是矫情”，都成了被网友“玩坏了”的典型语言。“在特定的氛围中，让你觉得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人物的形象，这种语言就是成功的。语言的设计要看人物身份，不同身份有不同语言，要注意语言文学性、生活性的统一。”郑晓龙说。
除了审美、娱乐，文学作品还有认识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反映时代，形象大于思维，艺术家、创作者要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问题，真实反映其优点缺点，不加虚饰地反映，才可能做出真正成为高峰的作品。”郑晓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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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白眉：最好的创作总是能契合时代脉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赵小萱 记者 周伟
15年前提起俞白眉，他是情景喜剧界的金牌编剧，而现在，他更多以主流商业片导演的身份活跃在大众视野中。
从作家、编剧、再到导演，俞白眉的艺术创作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他对艺术的兴趣和创作天赋展现得很早，从小喜爱文学，高中时就开始自排自演小品，大学阴差阳错学了计算机专业，痛苦地做了几年“理工男”，但几番波折后又重回创作道路。
与喜剧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是在1994年。当时，俞白眉受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同学的邀请，去正在他们学校拍摄的一部情景喜剧当观众。一场戏结束，主演之一的宋丹丹坐到了他前面的观众席上，带头鼓掌哈哈大笑。“那一刻我感觉这个职业太有魅力了，但同时也心灰意冷，觉得我这辈子离这事太遥远了。”
这部给了俞白眉巨大冲击的情景喜剧，就是著名演员、导演英达执导的《我爱我家》，而此时距离俞白眉与英达合作还有6年。
命运的齿轮总是在无声中转动，1997年12月30日的一场意外车祸，成了俞白眉“一生的拐点”。在医院休养的几个月里，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从此，文学创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以“俞白眉”代替原名武涛，在当时最早的网络写手聚集地之一“榕树下”文学网站上持续发布作品，
2000年，一位朋友打来电话，邀请俞白眉为一部电视剧创作剧本。没有任何犹豫，俞白眉和朋友来到了北京闯荡，并写出了以自己为原型的剧本《网虫日记》。经由王朔，剧本被送到英达手上，命运兜兜转转，终于完成了闭环。之后，俞白眉成为英达团队的职业编剧，陆续创作了《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西安虎家》等一系列情景喜剧剧本，英达向别人介绍他时总说：“这是第一批从我的观众成长起来的编剧。”
电视剧编剧的身份将俞白眉推向成功，但这却远不是他创作之路的终点。
2009年，俞白眉与好友、著名演员邓超成立话剧团队，推出了《分手大师》《恶棍天使》等一系列舞台剧。正当小剧场演出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光线传媒向俞白眉发出了邀约：“要不要来拍电影？让人发笑的能力还可以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上。”
成为导演后，俞白眉也对剧本渐渐产生了新的理解。“电影是一种视听的艺术，如果说编剧在创作中负责传达思想和建构故事的肌理，那导演就是最后的总工程师，要将这些内容呈现出来。”
从一开始决定写剧本，再到转型做导演，俞白眉感慨自己“好像一直是被推着走的”。“如果没有车祸，我就不会写剧本，如果没有那个朋友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入这个行业。”只不过相比其他人，俞白眉认为自己对所做工作的兴趣更浓厚、也更投入和专注，做编剧如此，做导演也是一样。
2023年年初，《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上映，这是俞白眉担任导演的第四部电影，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自己在导演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以前的拍摄，大部分时候是在现场像炒菜一样现‘炒’，这是第一次觉得我在镜头上有属于自己的控制能力。”非科班出身的俞白眉，靠着不断学习和经验的积累明确自己作为导演的方向。
在俞白眉看来，《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虽然讲述的是一个相对远离今天生活的故事，但它传达的“直面挫折、奋勇拼搏”的主题却是与当下时代密不可分的。“这个世界在变化，创作的主题就要变化，最好的创作总是能和这个时代的脉搏（契）合上。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我未来的几部戏都在关注这件事，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当被问及对当下的青年创作者有何期待，俞白眉引用了一位国外知名导演说过的话：你们应该想想中国人为什么而焦虑，中国人为什么而痛苦，中国人为什么而幸福？这段话曾给俞白眉带来极大的触动，俞白眉说，“艺术创作者要努力地帮这个时代、帮我们在土地上的族群号脉，努力地去感知他们的心声”。
作为创作者，你想拍出什么样的作品？对于这个问题，20多岁的俞白眉刚入行时想法很简单：每两年能做出一个当时的畅销品就是成功。而如今，48岁的俞白眉会回答：“我想拍出可以留在时间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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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雅文学的守护者和变法者
王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东西认为，写作有一种不变的标准，那就是“身上响了一下”。对于东西而言，发出“真的声音”，通过小说将现代人与生活的复杂性和盘托出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
中文系出身的东西，一直忘不了鲁迅在1927年发表的那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稿，追求自我的声音曾使他看到了常人眼中无法看到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也让他清晰地记得那一记《耳光响亮》，更让他听到了那属于大千世界的《回响》。
对于出生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天峨县谷里村，东西回想起记忆中的那个山村，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切与水有关的人和事，虽显艰难但富于诗意。那是清晨的薄雾与傍晚的霞光中山民们挑水时自然摆动的身躯，也是年少时孩童围居井口，冷风吹过，幻想风如何制造音乐的天真惬意。在东西看来，那都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在东西早期的创作中，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对于苦难的痴迷。1986年，时任天峨县中学教师的田代琳在《广西文学》发表了处女作《龙滩的孩子们》，这篇带有浓重主旋律色彩的作品来自一次歌颂红水河水电建设的征文比赛。在这篇描写水电建设者无私奉献精神的小说里，常人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孩子口中所讲述的父母的英勇事迹，但田代琳把笔墨更多聚焦到了孩子们的寂寞与恐惧。
在东西看来，写作者需要关心他人，也就是情感代入，否则写的人物就是冷冰冰的，是符号化的。他之后的《孤头山》《醉山》《稀客》《祖先》《地喘气》等小说顺理成章地诉说着这些幽微的心绪，于是孤独病死的冯世清、家破人亡的大哥、惨遭欺凌的冬草以及忍受不了痛苦跳河身亡的见远，开始陆续出现在读者面前。苦难终究会使人成长，就像教师田代琳最终离开家乡选择成为作家东西。
1991年春天，他刚想好笔名，夏天父亲就过世了。用东西自己的话来讲：“这两件事似乎没有关联，却似乎又有关联。”此后身为人父以及照顾母亲的责任，开始推着26岁的田代琳成长，从这一年开始，东西身为作家的语调也开始显现。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浪潮涌动，离开山村的东西看到了市场经济下的人心渐变，也看到了一片光怪陆离与声色犬马。但是这一切对于东西而言仿佛没有丝毫影响，因为他只是想通过写作安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他也说过，“除了热爱，有时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写作理由”。东西总说，要热爱生活，也就是关注现实，只有写作者的心灵与现实发生化学反应，那他们的作品才会与读者产生化学反应。
东西习惯于追溯自己写作道路的源头以及那些在广西农村度过的时光，或许是命运使然，同颇有象征意味的小说结局相同，父亲的轰然倒下把村庄所有的幻想席卷而去。从此，村庄再也没有幻想。而东西似乎也在幻想中清醒，转而去挖掘现实的富矿。“写作就像挖井，就像挖煤、挖矿，我用的是笨办法，就是在大家司空见惯的地方挖开一个口子，然后埋头往下挖，直到挖出我想要的主题。”东西说，这所谓的笨办法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物内心秘密的探索。
2023年，东西的作品《回响》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读者而言，记忆更为深刻的，或许是新书推广期间那句“以侦破案件的方式侦破爱情”的宣言。事实上，相比较东西以往的创作，《回响》一改往日严肃冷峻的风格，通过“推理+心理”的别样书写展现出了人心的无法揣摩。
谈到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划分时，东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我心里只有好的文学，不分通不通俗，小说的祖宗本来就是‘通俗’。我一直是雅文学的守护者，但守护它就得‘变法’，得从民间或者类型文学中吸取生机勃勃的气息……”
基于此种观念，我们再去看《回响》的创作，对位法的使用，使得案件与情感疑团巧妙融合。东西解释道：“奇数章里情节快速递进，偶数章里情节几乎停止，但人物内心翻滚，给人一秒钟长于一年的感觉。两章一搭，有快有慢，有急有缓，有外有内，意外获得了节奏感。”
许多作家往往想要通过长篇小说探索现实，但东西认为“当今小说如此之多，却仍然跟不上当代生活的步伐。生活一时一变日新月异，它的故事屡屡超过虚构，这给写作者带来了压力，好像写作远远落后于生活。”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回响》中读者往往渴望通过侦破案件的方式来侦破爱情，但是东西却直白地告诉我们：“有时你需要爱原谅恨，就像心灵原谅肉体；有时你需要用恨去捣乱爱，就像适当植入病毒才能抵抗疾病，爱情不是永远的风平浪静，你得学会如何适应。”
在东西这里，写作跟爱情相似。因为对于东西而言，“真正的爱情是保持有效沟通，关心对方，找到共同爱好，达成认知共识。”而真正的写作“既要有充实的文学资源，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卡夫卡、福克纳、萨特等，也要有热爱生活，关注现实的决心。”所以虽然爱情难以探索，但东西认为，“我在质疑爱情时其实已经表明了我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