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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哈尔滨工业大学航空系、南京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是1960年高考报名时，19岁的李曙光郑重写下的大学志愿表。
一张薄薄的纸上，承载着他憧憬了近6年的航空梦。
当李曙光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录取通知书，信心满满赴京报到，期望能进入钱学森当系主任的力学系时，却在报到处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地球化学及微量元素系，“长大做飞机设计师”的梦想化为泡影。
李曙光一度彻夜难眠。彼时的他做梦都想不到，凭借后天培养起来的兴趣，可以在此前从未接触过的地球化学领域一干就是60多年。他更没有想到，那个阴差阳错录入未知专业的大一新生，日后成长为在国际地球化学领域做出重要成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回首这段颇具反差的人生蝶变，如今82岁的李曙光院士感慨道，兴趣不只依靠天赋，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钻研培养，关键在于不断寻找其中的“成就感”。
兴趣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在中科大校史馆里，一张陈旧的高考成绩单留下了李曙光的成长印记：物理100分（满分），数学92分。
穿越半个多世纪，当耄耋之年的李曙光看到那页泛黄的成绩单时，才得知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
1960年，按照国家政策，考生的高考分数不予公布。李曙光估摸自己的平时成绩不错，总能被心仪的航空专业录取，满心欢喜地填报志愿。对航空的兴趣源自中学时期。课余时间，他加入天津少年之家组织的“航模小组”，萌生了对航空事业的浓厚兴趣，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
为自己设计好人生道路的李曙光，从中学校长那里得知，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先生受邀出任中科大力学系主任。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权威，校长建议成绩优秀的李曙光报考中科大。
当年中科大在天津招生时，要求只填学校不填专业，去哪个专业一律服从分配。李曙光想让招生工作人员知晓自己的报考意愿，索性在中科大后面填了清一色的航空院校和专业。
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迈进中科大的校门，却被告知到地球化学专业报到。多年来的梦想瞬间破灭，这对李曙光而言无疑是巨大打击。但他并未向学校提交转专业申请，而是努力做自己的思想工作，“要服从组织安排”。他还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自己热爱航空，是因为早年加入了航模小组，对飞机有一定的了解。既然如此，对地球化学的兴趣，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逐渐培养出来。
那时，地化系有个名为“滴水”的墙报栏目，同学们曾在墙报上讨论过，“地球化学到底是不是科学”。当时有不少学生认为，地球化学领域很多都是描述性的知识，不像物理学那样定量化，因此不算科学。但也有一些文章提到，地球很复杂，地质历史演变进程极为漫长，难以建立简单的数学模型。
李曙光接受后者的观点，他想，中科大设立的地球化学是地质学和化学交叉的学科，就是要培养一批数理基础好的人去发展地质学，使其成为更定量的学科。有人认为地球科学没有实现定量化，那我们这代人能不能让它走向定量化？
后来学习必修课《物理化学》时，几乎每学到一个定理，李曙光就会思考这些原理如何与地质化学结合起来。这无形之中培养了他对地球化学的兴趣，也为他日后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打下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在原国家计委牵头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铁矿科研会战”拉开帷幕。中国科学院组织了“鞍山—本溪铁矿科研队”，下设“弓长岭磁铁富矿科研组”，李曙光被任命为组长。
刚到弓长岭铁矿，科研组了解到矿山遇到了扩大富矿规模的难题：当地专家介绍，弓长岭富矿集中在矿区的中央区，东南区勘探到地下500米都是氧化贫矿，更深处究竟有没有富矿，谁也说不准。
李曙光想到自己曾花费大量时间自学过线性代数、多元统计等数理类课程，能否用多元统计的方法，对整个矿区的富矿体空间演化规律进行趋势面分析？于是，他带着4名学生对该矿区所有铁矿石数据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和统计，建立起弓长岭富铁矿体空间展布趋势的数学模型，并预测，东南区25勘探线、海拔-500米处可能存在富矿体。指挥部调来千米钻，在李曙光预测的位置上，果然一下子打出13米厚的富矿层。
此外，他还从地质化学角度研究矿床成因，提出弓长岭富铁矿成因的新模型。1982年，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弓长岭磁铁富矿的成因、找矿标志和预测》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不“开夜车”的中科大学霸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薄弱，百废待兴，国家对科技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1958年，在培育“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背景下，中科大应运而生。
时任教务长李声簧专门讲道，中科大的教学方针是“重、紧、深”——科大的同学学习任务要比别的院校重，老师们要抓得紧，课程内容要足够有深度。
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很多同学经常“开夜车”。深夜的教室灯火通明，甚至到了凌晨5点，一大早来教室“开早车”学习的同学还能碰上前一晚没离开的同学，大家戏称，“夜车”和“早车”快要接头了。
李曙光却从不“开夜车”。为保证上课时精力充沛，他每天晚上10点半背起书包回宿舍，11点准时上床睡觉。那时每个宿舍都有一名睡觉最早的同学当“灯官”，负责“掌控”关灯时间，李曙光的宿舍晚11点关灯，大家按时休息。
大一入学时，李曙光体会到大学讲课速度比中学快很多，听课往往跟不上，就意识到要改进学习方法。为此每门课上课前，他都会提前预习，将主干知识基本弄明白，只留出弄不懂的难题；上课时集中精力听讲，针对性学习不懂的地方，争取当堂弄明白；这样课后复习时，先在脑海里想一想课上讲的内容，然后开始做作业，无需花大量时间复习讲课内容。这样一来，学习效率高了许多。
中学时期就当过团干部的李曙光，上了大学也没落下学生工作。当校学生会主席时，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是他固定的工作时间。校园里各类文体活动的“大事小情”，都成了李曙光学习之余放在心头的牵挂。
中科大在北京期间，学校每年要举办元旦文艺汇演，每逢“五一”和“十一”还要带节目参加天安门广场联欢晚会，师生们都很担心：“同学们一贯苦学，能不能出得了节目？”这个担子就落在系学生会文体活动副主席李曙光肩上。彼时，一部名为《小刀会》的舞剧风靡一时，其中有一段描述士兵练习拉弓射箭的“弓舞”。李曙光想方设法请到校舞蹈队前队长负责教练“弓舞”，动员有舞蹈基础的女生入伙，还在男生不够时咬牙顶上，组成了5男5女的舞蹈团队。
经过数月练习，“弓舞”在元旦汇演上“一炮而红”，还被学校推荐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演出。后来还成为系保留节目，参加每年的学校演出任务。
大学期间，李曙光学习成绩也基本稳居年级第一。1963年，他从年级80余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获评中科大首届“优秀生”。有一年五四青年节，团北京市委专门邀请李曙光作为学生代表作报告，报告题目就是“如何协调好学习和社会工作”。
立志做一名“红色科学家”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是中科大的校训，也是李曙光的人生信条。
时隔40年，李曙光依然清晰记得初到美国时的震撼——公路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而彼时的中国，想骑“凤凰牌”自行车还需要凭票购买。
1983年，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地球与行星科学系公派访学的李曙光目睹两国发展水平的差距，深感自己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能再耽误了，必须奋起直追”。
那时，国内工资水平很低，为了挣些外快，一些访问学者利用周末和假期做些兼职，李曙光却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科研，每周只抽出半天周末时间，处理生活琐事。一次，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的校友给李曙光推荐了一份“赚外快”的活儿。“国家派我来公费进修，我的任务是学好同位素地球化学，不能分散精力。”李曙光直言谢绝。
两年零五个月后，李曙光坚定地回到祖国，把全部精力放在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研究上。1989年，依托访学时做出的研究成果，李曙光带领团队在国内顶尖期刊《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大别山榴辉岩的Sm-Nd同位素年龄。这在国际上率先证明了，中国东部大陆由华北和华南两大陆块在三叠纪早期碰撞形成。李曙光也因此成为研究大别山陆壳深俯冲的学者中，发表同位素年龄的第一人。从此，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超高压变质带，大别山地区成为国际地质学界研究的热点，英、美、德、法、日等国的科学家纷纷到大别山开展研究。
近60年的科研生涯中，李曙光常跟学生讲，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科学无国界，科学研究中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应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知识，公开发表，共同分享；但是，当“知识”转变为“生产力”时，不仅有了国界和专利，更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李曙光认为，直到今天，“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说法，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具启发价值。过去一段时间，高等教育领域的倾向是“专”讲得多，“红”讲得少。这里的“红”不同于一般的德育要求，它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核心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李曙光常给自己的博士生“算一笔账”——国家每培养一名大学生，都要付出数以十万计的成本，这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成之后，青年人自然不能只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应多想想“大多数人的利益”，回馈国家和社会。
张子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