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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始探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一批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毅然投入到这个新兴领域。他们的工作是，握着那些迷途青少年的手，引领着他们走出困境。
如今，上海全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增至700人左右。20年来，这些社工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专业性如何体现？他们如何打开青少年的心扉？
从“推销员”变成“培育者”
2003年法学专业毕业后，年轻的张曼曼怀着一腔对社工行业的热情进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当时，16-25周岁未进一步就学就业的青少年是全市违法涉罪的高发群体之一，而这些青少年正是张曼曼服务的对象。她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扫楼”，挨家挨户排摸青少年情况。“当时老百姓不清楚社工是干什么的，有人以为我是志愿者，有人以为我是推销员。”张曼曼告诉记者，2003年，排摸服务对象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
后来，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助人的职业开始逐渐被社会公众所熟悉、接纳。张曼曼也从一名一线社工晋升为了站长助理，如今她已是全市青少年社会工作枢纽平台机构的负责人。“当年入职时，我缺少实操能力，也没有人能在实践方面给予我专业建议与督导，很多事情都需要靠自己摸索，我想让现在的社工有人给予更多指导。”在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张曼曼开始主动探索社工督导制度，她以一名过来人的身份为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答疑解惑。
她介绍，当时很多社会工作者从象牙塔跨专业迈入社会工作行业，遇到想要帮助的青少年，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要打开工作局面就需要社工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学习提升各种能力。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社会工作者，不仅要懂得跨代沟与青少年交流，还要熟悉法律条款、擅长文书撰写。张曼曼作为上海市益扬青少年社会工作促进中心的负责人，正致力于社工专业能力的培养提升，通过个性化的辅导和技能培训在专业和情感上给社工更多支持。
同样，2004年，学体育出身的马一峰加入了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中心杨浦工作站，但工作的开展远没有他想象中顺利。“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自己当时经常要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和自我介绍。”现已担任杨浦区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的马一峰说，“20年来，能明显感觉到社会和青少年群体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从“土办法”到“专业化”
20年来，一群社会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青少年，不断总结提炼经验和“土办法”，让自己的服务方法更具复制和推广价值，让更多青少年可以获益。
2003年，娄奇川进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为当时徐汇区最年轻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主要负责服务未进一步就学就业的青少年。
在走访排摸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青少年很多都沉迷网络，甚至衍生了打架、偷窃等不良行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应该集中精力把他们沉迷网络游戏这件事分析清楚，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娄奇川把服务这些网瘾青少年，作为自己钻研的方向。
但当真正干活时，他还是屡屡碰壁。很多青少年的家长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而青少年又比较有戒备心，会非常抵触娄奇川的接近。
小曹（化名）曾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偶然间接触到一款网络游戏，后来逐渐沉溺其中，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甚至因为游戏与父母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娄奇川第一次上门时，小曹隔着门说自己不愿意见任何人，娄奇川连小曹的面也没见上。第二次上门，娄奇川仍未能见到窝在房间里的小曹。后来，娄奇川自己尝试玩起小曹感兴趣的那款网络游戏，从游戏与小曹聊起，两人开始渐渐熟络起来。
娄奇川还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成了《网络脱瘾五步法》，并提出了社工帮助戒断网络成瘾的“五步法”——相似接纳、危害认知、递减控制、认同替代、改变环境。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向他寻求帮助，他为此组建了专门为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服务的“第四空间”项目服务团队。此后，他又在上海首创以小组工作形式，开展“绿色港湾”家长沙龙小组活动，专门调整改善家长教育观念和方式。
现如今，娄奇川已成为上海某街镇平安办的负责人，但他依然记得那些从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岁月，同样也会将之前服务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方法用在自己服务居民的基层工作中。
如果想要社工们更好成长起来，仅仅通过专业和情感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2003年起，郑文勇就在浦东新区开展涉罪青少年危机介入、就业困难青少年帮扶、辍学青少年就学辅导。短短一年的时间，她就服务了多达600名社区青少年，对每一名青少年的情况都如数家珍。2007年，在浦东新区试点改革的背景下，将原先禁毒、矫正、青少年社工并行的预防体系资源整合为一个综合性司法社工组织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以下简称“中致社”），郑文勇成为其中的一名专业干事。
在中致社创立之初，郑文勇就发现社工们自身也有很多困惑，比如社工在上门服务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在服务青少年时要遵循什么样的工作原则？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又因服务对象的不同，社工有着各不相同的工作内容。在这样一支综合性司法服务社工队伍中，社工们共性和个性的工作服务亟待一个清晰明确的专业标准。
在中致社的支持下，郑文勇开始探索社工工作的制度建设问题，并逐步完善了三大类20项社会工作制度与规范，为社工工作建桥搭路，让社工工作不再“摸着石头过河”。此外，郑文勇还十分关注社工们职业能力的提升。社会工作的发展对处在初级、中级以及新进社工有不同的要求。面对新的要求，郑文勇负责牵头开展中级社工能力提升，制定《中级社工能力建设四年培育方案》，让真正有能力的社工承担起社工督导工作，带动初级社工的职业发展。
标准化工作做到“有章可循”
作为2003年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之一，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在从业之初发现，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时，身处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为这些青少年提供服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简而言之，他们遇到突发状况时不知道如何上手，缺少靠谱的工作流程、技术。
“早期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难点在于，需要自己去排摸青少年的情况，再想办法与青少年建立关系。”黄旦闻对此深有体会，早期的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因为专业知识的欠缺，没有办法与青少年建立稳固的关系。但建立好与青少年的关系，才能更好了解青少年的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对此，黄旦闻提出了“分级预防”的概念，针对不同类型、风险需求程度不同的青少年群体，要有不同措施的服务策略，帮助一线社会工作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服务。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下辖11个区工作站、近150个街镇社工点，每个区都配有几十名全职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每个工作站又要对接各区的公安、检察院、法院，区域内的相关部门及学校。不同的场域、不同的群体对工作流程有着不同的要求。
面对这种情况，黄旦闻又开始琢磨如何规范工作流程、服务内容，这是保证专业质量重要的一环。在上海团市委的牵头下，她代表机构推动并参与研制了该领域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上海市地方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规定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服务原则、服务对象、服务要求、服务方法、委托和服务流程等。该规范于2020年10月1日起在上海施行，也为之后该领域国家标准的诞生提供了经验。
在20年的时间里，这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不断完善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认识，全方位、全过程地助力着青少年健康成长。
作为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理事长，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东辉是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20年蓬勃发展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他告诉记者，社会工作者依托“人境共优”的专业利他技术去助力人境失衡者恢复常态，这不但有利于这些服务对象的成长，而且对于地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均有积极价值，社会工作因此成为发达地区和文明社群的重要标志之一。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之一，20年来，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直面青少年困境，勇于专业实践，积极原创探究，很好地协助机构、政府达成了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的预设目标，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自我成长。
赵茜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