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今年过年前，外公进了ICU。在他已经包好了给孙辈重孙辈的红包、选定了年夜饭的酒店，计划好了开春后的生活，他脑干中的血管瘤却毫无征兆地破裂了。老人瞬间昏迷，抢救后依靠机器生存，没有醒来的迹象，直到今天。
等我回到家，家人才告知这一切。我再次见外公，是在ICU每天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十几张床位，每张病床上都躺着一个家庭的悲伤。看着毫无知觉、插满管子的外公，我很难接受这样的见面。
第一次直面“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这句话的残酷。其实自从离家上大学又留在外地工作，与老人的见面机会就不多了，但终究觉得还有下一次。对生命的认识，在ICU里能得到一次升级，可如果到了这一刻才知道一些事情，终归还是晚了一些。
翻译过《沉思录》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一本《珍重生命》，给孩子讲生命与死亡。20多年来，书不断增订再版，一代一代的孩子出生、长大，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有时候是恐惧。比如，即便我们万分小心、一切顺利，在生活中还是不得不面对各种死亡；而如果死亡终将来临，我们又该如何活着？
我的生命教育最早来自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这可能也是大多数中国孩子的经历。在我的家乡、南方的一座小城，扫墓称为“上坟”——确实是要上山的，在植被茂密的山头，披荆斩棘地找路。与其说是祭奠，从气氛上这更像是春游，家族的人难得聚在一起，带着吃的喝的——后来发展为肯德基麦当劳——让祖宗也尝尝鲜，还要去摘满山的映山红……
中国古人是有智慧的，把纪念逝者的清明节放在草长莺飞的春天，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让踏青扫墓的人也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突如其来、没有告别的死亡，或者历经痛苦之后的死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关于死亡，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作者是德国安宁疗护医学的领军者吉安·波拉西奥教授。他曾是神经外科的专科医生，但在接触病患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如何保证患者生命终末期的生存质量，成为一般的医疗措施无法解决的难题。
减少过度治疗、完成生前预嘱等措施，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生命更好的把握。越来越多的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自己要有机会来决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以或者不可以使用哪些措施。比如，我不愿意切开气管维持永远不会醒来的生命。
也许，死亡也像爱默生不朽的诗句：如果我的小船沉没，它是到了另一个海上。
我见过不少人，在退休直至死亡的二三十年，乃至三四十年，这段占据人生三分之一时长的漫长时间里，每天的日子是如此单一重复，用“几十年如一日”来形容并不夸张，生命中那些值得提起的故事也停留在几十年前。
于是，我鼓励年轻时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妈妈多出去玩玩，对天天健身但依然练不出腹肌的爸爸不吝赞美，我希望自己在老去后依然有跟上时代的勇气与能力，有独处的空间，有老朋友可以聊八卦，如果还能黄昏恋也未尝不可。总之，那时候，我只是老了，但还在好好活着。
有部名叫《不虚此行》的电影，讲的是一个编剧以写悼词为生，在这个过程中，慰藉他人，也治愈自己。工作原因，十余年来，我也写过很多名人讣闻，其中不少在其生前有过直接接触，最后一次提及却是去世的消息。
有人生不逢时，在退休后才开始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幸好老天假年；有人去世前还在孜孜不倦写自传，可惜这部传记永远没有结尾了；有人跨越3个世纪，见证了什么是沧桑巨变……
我曾经对外公作过一个简单的“口述史”记录。20世纪30年代生人的他，讲到小时候是如何读私塾，羡慕同学的“鸡牌”德国铅笔；十几岁没有条件再读初中，作为长子给家里开的花布米店干活儿，背上一根“六尺竿”去乡间收布；他骄傲地说起自己如何打得一手好算盘，走南闯北，第一次吃到山东的大葱和馒头是多么好吃……这是诸多体验的一生。
我作为旁观者，渐渐地也有了一个小目标，健康生活、保持围观。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提前告别。多部电影中有“生前葬礼”的桥段，我也和朋友讨论过，得出一致结论，死后最想干的事——如果能的话——就想看看周围人的反应。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葬礼的，也听不到大家对自己的评价。所以，倒也不必特地办“生前葬礼”，但告别确实很重要，与周围的人告别，也与自己告别。
最后，悄然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