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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章在60岁到100岁之间出了44本书。这个出生于1919年的老人，比五四运动还老3个半月。他67岁招第一批研究生，80岁将MPA（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引进国内，86岁招第一批博士生。
他有相对有趣的人生履历：当过勤工俭学的夜校老师、留洋渡船的锅炉工、上海的排字工、乡下的英语教师、上海考区的高考状元、哈佛研究生、“公共管理学”专业第一个回国的海归学子。
他还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呼吁恢复行政学的学术泰斗，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他主编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本《行政管理学》的教科书并获奖。他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办《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奔走呼号。
他所专长的行政学曾因国家教育学科调整一度中断，但他始终在为行政学“行动”着，即便过了100岁也精力不减。他解释，行政学的“行”，指的是切实可行、势在必行、身体力行、令行禁止、行之有效。
夏书章常说：“行政学最重要是行动，不是坐而论道。”他用一生在践行“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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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时期，夏书章就开始思考“大问题”。他看到“上医医国”的古话，选择大学专业时，舍弃当时最流行的理工科和经济学科，选择了中央大学的政治学系。
他回忆，那时他天真地认为，中国被日本侵略，是因为国家没被管理好：他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爱当“官老爷”，做事拖拖拉拉，民众要办一件事得等待很久；官员系统极度腐败，物价飞涨，有时百姓拿一捆钱去市场，也买不回一斤猪肉。
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读MPA时，他时刻关注国内抗战的动态。他一拿到哈佛硕士学位就启程回国，在当时，中国极其缺少行政学的专业人才。
他28岁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被戏称是“娃娃教授”，带着学生组成市政考察团，去当时的民政、教育、社工、公用事业各个部门考察、发现问题，再搜集各种行政案例讲给学生听。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夏书章从新闻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振奋。1982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他写道：在许多人心目中，行政工作是一些事务性工作，是“万金油”式工种，并没什么学问，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他发现当时政府许多部门百废待兴，急需一批懂得科学管理的人才。20世纪80年代，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他作为专业学者出席，重申行政管理学的必要性，“人事管理工作不是万金油，而是特效药”。
1982年，全国政治学讲习班在复旦大学举办，夏书章主讲行政学，培训了几十名教师，后来，这批教师成为各高校的行政学教学骨干。
中山大学的行政学筹备会议，是在夏书章家的客厅开的。当时参与筹备会的陈瑞莲回忆，她原先在哲学系教书，对行政管理感兴趣，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与筹备，学校只给了行政学专业两层楼，连桌椅板凳都没有，老师们只好通过办干部培训班等创收方式解决当时的经费困难。
在外出讲课时，陈瑞莲明显感觉到，当时公务员系统对行政学知识的渴求。她的公务员学生，最常提的问题是：办事程序不规范，怎么恢复？政府机构设置要设哪些机构？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领导怎么管理？如何制定规范的政策？这些都是相当基础的行政学知识。
蓬勃的教学需求，让夏书章成了“工作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夏书章给中组部中层以上干部讲过市政管理；在全国市长研究班上讲领导干部的方式方法、提高行政效率；结合省情给各省政府的公务员讲行政管理。
不仅他的学生，连他的儿女也讶异，在改革开放之后，年过花甲的夏书章爆发出罕见的生命力。他的论著和教材，涵盖高等教育管理、行政管理、市政管理、人事管理、城市管理、公共管理、知识管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香港行政管理、新加坡行政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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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不能空谈政治，要多实践。”夏书章经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陈杭是夏书章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他要求学生在理论上多思考，有系统性，更重要的是，理论要和实践结合，要在实践里学真功夫”。
夏书章还推荐陈杭去天津市河西区等政府实习，随后陈杭到杭州、东莞、韶关市政府等多地市实习。毕业后，她去省政府工作，后来当江门市副市长10年，将夏书章所教的知识用于行政管理一线工作。
在实践过程中，夏书章总提醒学生，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行政学理论，要结合国情去实践。他在呼吁恢复行政学专业时就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学。他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编辑聊天，也提醒对方，选用文章时要注意理论联系实践，突出中国的特色。
他去新加坡考察访问，发现新加坡市政管理做得很好，就把新加坡的市政措施、政策写成书。学生王书素回忆，大约在1992年，夏书章给中大本科生上《新加坡（市）行政管理》的课程，一边讲最新的案例、访学观察，一边强调，“要学为中用”。
澳门即将回归时，想要实现“澳人治澳”，需要培养一批中高级公务员。中山大学在澳门招了40多个公务员，夏书章的《市政管理》课程很受学生欢迎。陈瑞莲回忆，夏书章会说粤语、英语，案例生动，后来，这群学生成为澳门特区政府的骨干。
他的关注点一直顺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他喜欢给让政府头疼的行政难题找解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提出城市规划的思路：“城市规划要有预见性和综合性，要科学地预测，解决近期建设的实际问题，要为远期发展留有空间”。
“如今回过头看，他的一些思考领先了时代几十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邵任薇举例，市政工程建设经常先盖房、再修路、再修下水道，马路因为电缆通信下水管道的铺设屡次开挖，被民众戏称“拉链马路”，这是因为前期规划缺少预见性和综合考虑。
他的解法创新又超前。20世纪90年代，夏书章在《市政学引论》提过一个创新的构想：旧城区改造的资金来源可以采用公众集资的方式，不完全依赖财政拨款。村集体作为改造主体，让原产权人自筹。
2007年，广州第一例村集体自主改造的旧城（村）改造项目猎德村启动。邵任薇回忆，当时，夏书章鼓励她以城中村改造为博士论文选题。夏书章启发她：“城市更新是城市衰败地区持续繁荣的手段，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关键在如何改，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等到她完成初稿，夏书章的建议提得很细：这种筹资模式的优越性在哪？和其他模式相比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和城中村村民访谈过？他们怎么想？愿意改造吗？改造有什么阻力？“多打磨、不怕改，要冲刺更高的论文质量。”
他的很多预言成为现实。早在旧城改造没有提上政府议程前，夏书章就提过，城市规划要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重视旧城历史风貌保护。
“我已垂垂老矣，仍想只要一息尚存，就应当为开展城市科学研究工作敲敲边鼓，以贾余勇，以助声威。”在1986年出版的《市政管理八议》中，他如此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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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生活上，夏书章也是行胜于言。熟悉夏书章的人都知道，他严格守时。他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上课比大多数学生早到教室，和人约出门，他总是提前10分钟在楼下等候。陈瑞莲记得，有一次广州刮大风、下大雨，年纪最大的夏书章为了提前赶到会议室，全身都湿透了。
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典礼，领导迟到了。他撂下一句“不像话”，直接离开，秘书只好追在后面请他留步。
“他说话做事很直接。”陈杭说，“小切口，大视野。”有一次，他受邀到某市政府作讲座，发现接待室的钟停了，直接提醒道：“没有了时间观念，行政管理和工作效率要打问号！”
大女儿夏纪梅说，父亲走路快、说话快、干事快，95岁那会儿，父亲走路比年轻人还快，为赶时间还会抄近路。
夏书章从读书时就关注行政效率，在1982年就提过机构改革首要是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机构改革、精减人员，能带动工作方法、程序、作风、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
“机构改革要治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本方面下功夫不够，平常机构经常失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常设机构加强机构管理，往往一到问题严重，就搞精简运动。”
他的小女儿夏纪慧在北京当公务员。有一次聊天，夏书章问：“你们处有多少人？”
得知人数后，他回复道：“要那么多人干什么？效率低！”
夏书章的4个孩子都没有读行政学专业。他也拒绝给儿女提供任何便利。他的大儿子夏纪真回忆，上寄宿中学时，因为行李重，提过想搭夏书章的公车回家，被夏书章训了一顿：“我的待遇是国家给我的，不是给你们做子女的，你们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
后来，夏纪真成为航天航空工业的无损检测专家。1992年，国务院授予夏书章和夏纪真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向他们发放政府特殊津贴。夏纪真回家兴奋地说：“我们是同一批专家里唯一一对父子。”
但他又被夏书章训了一顿：“不要骄傲！”
“我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们也要靠自己去打拼。”夏纪梅回忆父亲反复训导的话。
夏书章的生活极其简朴：穿着10块钱的鞋去哈佛学堂讲课，从美国讲学回国可以带国家规定的“免税八大件家用电器”，但他两手空空回家。他的书桌和木凳子从20世纪60年代用到今天。他把信封和信纸两面用。给大女儿70岁的生日祝诗，他写在当月撕下来的日历纸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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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有媒体问夏书章，公务员报考竞争激烈，怎么看？他说，应该更多人去做实业，但那么多人愿意考公务员，能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
如今，公务员考试热度不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又问起同一问题。他回答，“其中许多人捧着一个饭碗混日子，想当官老爷，很可惜，很遗憾。”
夏书章说，如果基层公务员只听上面领导的话去执行政策，不理解政策，那么政策会走样；同样的，学生学行政学，不能只学皮毛，要深入基层，书斋里写不出好文章。
邵任薇长期在行政学教学一线，发现行政学的式微趋势。这个教学生如何治国理政、执行政策的专业，培养的学生却很难考入公务员系统。“公务员考试中，行测考了很多奥数题，对专业学生来说，学4年行政管理，不如上考公培训班。”
20世纪90年代末，夏书章提出，想把MPA引入中国。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的人才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官员只懂本行业务，从业务岗位走向领导岗位后，渴望学习行政管理知识“补课”。
最早引入时，夏书章还要求，MPA学生必须有3年工作经验，“让在职人员有继续深造的渠道”。
当时，中大MPA请了一批政府官员当兼职老师，广州市市长也来讲过课。有一次，陈瑞莲给学生讲区域治理，有个环保局的学生提问：在一个流域，如何协调上、中、下游的政府的利益？
课堂上，不同行业背景的学生开始讨论“上游该如何补偿”“流域生态赔偿应该如何设计得更合理，能激发上游城市保护水源”等。
“以前的MPA学生都是政府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但现在，特别是后面拥有招生权的MPA院校主要培养乡镇一级的基层公务员或聘用制公务员。”邵任薇认为，“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未来要走到县城，走进中小城市。”
邵任薇说，中小城市的行政效率不如大城市，这些地方的公务员也非常需要公共管理知识。
夏书章在自传里写道，在家人的劝说下，满70岁他就不再骑自行车，满80岁开始谢绝国际活动，满90岁不再出省。他曾写打油诗自我调侃：常言中年万事休，七十老翁复何求？我今已满九十整，只知“充电”与“加油”。
2015年，和他有相同雅趣和学科背景的夫人汪淑钧去世了。世界上最懂他的人，又少了一个。儿女承担起他最近10年的饮食起居，才亲身感受到夏书章的节俭。
小女儿说，夏书章的书桌到处是小纸条——他总把纸张空白的部分裁剪下来，随时记录他看到的事。
他脸上和双手几乎没有老年斑，声音也洪亮，在客厅能相对自如地行走。和他沟通得用硬纸板卷成圆筒，对着他的耳朵喊。耳朵不灵了，但脑子还在活跃着。他每天坚持看新闻，睡梦中还哼着京剧《空城计》的旋律。行政学英文专业名词，他信手拈来。来访者来自天南地北，他还能讲几句对方的家乡话。
大女儿夏纪梅回忆，夏书章90岁到100岁那10年还能写能侃，思维活跃，但近几年稍有退步。他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写“夏老漫谈”专栏，从82岁写到104岁，记录他对公共管理和时事的随笔思考。
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娃娃教授”，如今熬成了中大最年长的教授。从2024年开始，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天要睡十几个小时。这是他积攒精力的方式之一。
“睡觉是他对衰老无声的抗议。”夏纪梅说，“只要听说有人来访，他高兴得早早就起床等待着。受限于身体条件，他的社会活动、学术论坛参加得少了，但他的脑子仍很清醒，仍然希望有更多的‘行动’。”
有学生担心，夏书章太老了，不敢打扰。反而是儿女们统一口径：“他不怕麻烦，你们随时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