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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电动汽车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个重点关注领域，中国电动汽车发展得非常好。”6月27日，在“鼓岭茶话：气候变化中美在行动”的互动交流环节，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青年罗拉说，“不过，电动汽车仍需要通过消耗能源充电，未来如何能够在不增加成本的同时让电动汽车更加环保？”
台上坐着的，是4位来自中美两国不同背景的生态学者。当天，他们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围绕建设低碳城市、国际绿色智库在中国、中美各层级气候合作和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等话题进行分享。这是在福建福州举办的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的活动之一。
主持活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沈昕率先分享看法，他认为逐步实现“减排”目标需要分“三步走”：第一，需要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驱动的汽车；第二，需要降低新能源汽车制造的成本，同时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第三，要从生产层面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使用“绿电”。
在沈昕看来，实现“去碳化”需要系统规划。“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沈昕说，“有些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阻碍，比如，一些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已推广到很多国家，但是有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市场上的利益，不从中国进口新能源汽车。因此，为了解决各国之间的相关冲突，我们要开展各级协商。”
在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朱晓明看来，“生态文明”的概念含义，是指在最少损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核心问题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非在追求实现“绿电”覆盖的过程中取缔汽车，那是回归生态的“野蛮时代”。
从这一维度看，朱晓明指出，中国通过建立起高效的风能、光伏和电动汽车等产业体系，让可再生能源为更多人所用，为全球节能减排做出巨大贡献。如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是推动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而不是基于某一种产品对中国进行限制”。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被称为‘新三样’，这是基于对外贸易的一种归类。”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朱留财指出，从背后逻辑来看，“新三样”的兴起是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各个方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结果。中国制造的“新三样”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付出后，最终走到了世界市场的前沿。这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向企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以一种量化的思路，从追求相对减排逐步实现绝对减排。
2009年，中方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蓄积量达到150亿立方米”。2023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报告显示，上述目标已超额完成。
也是在2023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对此，朱晓明重申，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控碳”，而非“一刀切”限制能源使用。朱留财进一步指出，正是在政府引领下，中国企业积极进行技术研发，最终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实现了“换道超车”。
朱留财认为，过去十多年里，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层面，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开展了务实高效的合作。如今，中美气候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合作高级总监迪亚戈·蒙特罗也认为，沟通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好方式”。蒙特罗所在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智库，在中国北京市和西班牙马德里市设有办事处。在回答罗拉的问题时，蒙特罗分享了他所在的智库在联动中美城市和相关机构交换减排经验的案例。
加利福尼亚州是积极参与中美地方气候合作的典型，也见证了近几年中美双方各层级气候合作的一个又一个成果。但蒙特罗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和国家层面相比，地方外交能力和对外互动范围有限。中美在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等领域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可以借助两国合作为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危机提供范例。
在场中美生态专家有一个共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代代接续。
传承的故事就发生在中方专家之一、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廖凌云身上。廖凌云的父亲曾从事武夷山保护工作，如今，廖凌云也投身到保护武夷山工作中来：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碳汇计算，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等，都是她的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蒋继璇 记者 赵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