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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7月0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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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闪光者

三代人“种草”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 记者 樊未晨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4年07月08日   08 版)

    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车窗外一片退化的草原上,羊群啃着干草。

    河北省沽源县,科研工作者们正在草原上作业。

    6月14日,在内蒙古调研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堃。

    河北省张家口塞北区,一片经黄顶团队修复后的草原。

    河北省沽源县,科研工作者们正在草原上作业。本文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拍摄

    盛夏,风吹草长,草原上的科研工作者们,正值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连续一周,在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的塞北国家野外站,天蒙蒙亮,21岁的高振开便起床,戴上宽大的帽子,系上面巾,准备出门。6月的塞北最高温不超过28℃,他身着长袖长裤,跨上电动三轮车,前往3公里外的草原做实验,再回来时,已是深夜。

    这是一片低矮的草原,由于过度利用,现已退化。牛常吃的苜蓿基本找不到了,部分草具有毒性,牲畜不能食用。高振开需要对土壤进行测验,与老师、同学一起制订草原修复计划,包括补播的植物种类和数量等,以期在未来3-5年取得明显改善效果。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3年度全国草种供需分析报告》,受气候变化、不合理利用等因素的影响,70%以上天然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中重度退化面积达30%以上。“(全国)很难找到一块不退化的草原。”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王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堃从事草原生态研究30余年,高振开是他学生的学生。

    30年间,三代草学研究者都在做着同一件事——给退化的草原“治病”。

    “皮肤”病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少年时期王堃眼里草原的样貌。他边比画边说:“那时草普遍都长一米多高呢。”王堃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在他看来,现在的草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草原,“都太矮了”。

    “退化后的草原,你看,风都不用吹,直接见地皮了。”王堃指着一片光秃秃的草原说,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贝力克牧场的一处草原。附近的居民反映,今年的雨水特别少,“草长不起来,牛羊也吃不饱”。远远看去,草原已被黄色的地皮覆盖,还有一群羊,三三两两地啃着枯黄色的干草。

    草是牧民重要的生产资料,为牛、羊、马等家畜提供“口粮”。同时,“草是地球的皮肤”,王堃说,草在保护生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草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有句话叫寸草遮丈风,就是说有了草的覆盖,沙尘就吹不起来”。他给出一份研究数据,当草地植被覆盖达到30%以上时,沙尘就减少了,植被覆盖达到60%以上时,基本就扬不起尘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初,经济发展加速,人们在草原开垦、放牧……”王堃分析着草原退化的原因,他举了个例子——10亩草原只够放5只羊,但实际放了10只羊,这就是过度放牧。

    1978年,为解决我国“三北”地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突出问题,我国决定启动实施“三北”工程,开启了大规模治理风沙、改善生态的先河。根据总体规划,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历时73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20世纪70年代,“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5.05%,每年风沙天数超过80天。截至2020年年底,“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增长到13.84%,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达3174.29万公顷、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

    “三北”地区荒漠化、沙化土地的主要植被类型是草原。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有关数据,“三北”工程区草原面积21.96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55.35%,约为森林面积的2.5倍。草原生态修复成为“三北”地区防治荒漠化的重要形式,是“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一环。

    “草原退化,就跟人生病一样,不同的病要采取不同的措施。”王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些轻度退化的草原就像人得了感冒一样——好得快,甚至不需要用药;有的重度退化的草原,特别是盐碱化的草地,就像患癌症的病人一样,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的治疗。

    三代人

    1994年,王堃到张家口沽源县开展草原修复工作,他的实验室边上就有一片4000亩重度退化的草原,“白茫茫的,已经成了盐碱地”,农牧民都已弃之而去,王堃带着几个学生一头就“扎”了进去。

    在最初的5年,种下去的草刚长起来就被碱“压”下去了,王堃每天都去地里“滚”好几遍,查看草和土的情况,同时利用生物治碱和工程治碱相结合的方法,将地里的盐蒸发。往往,穿出去的干净衣服,在回来的时候都会被盐碱的粉末染白。“天天就是一脚水、一脚泥,就这么干出来的。”王堃说。

    盐碱地逐渐有了起色。王堃和他的学生选了耐盐的牧草播种,将盐“吸”走,秋天的时候又将这些牧草割走,这样,盐就越来越少了。第二年,又重新种一茬牧草,到了秋天,再割走。年复一年,5-10年的光景,盐被吸走了一大半。

    现在,这片4000亩的草原经过科研工作者30年的努力,褪去了白色的覆盖物,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的绿——草已经长到1米多高了,牧民也带着牛羊回来了。

    在这30年的草原修复光阴中,王堃已数不清带过多少学生参与这片草原的治理,在他印象中,学生是“一茬一茬”地来,这些年轻的学生构成了草原修复的主力军。

    黄顶是王堃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老家位于湖北宜昌。起初,黄顶很不适应草原上的饮食习惯,但更不适应的是草原上的夜晚。2002年前后,黄顶就在这片草原上搭帐篷做研究、睡觉,一到晚上就害怕,那时草原上没有电,晚上风还大,黄顶就给王堃打电话。

    “喝二两酒就不害怕了。”王堃在电话那头说。

    渐渐地,黄顶克服了对黑夜的恐惧,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天一亮,他就起来读英语,他回忆:“那两年我的英语水平明显提高了。”

    现在,黄顶也是一名老师了,带着3名博士生、5名硕士生。

    作为黄顶的学生,高振开没有见过1米多高的草。2002年,他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小时候父母时常带他去草原骑马游玩,在他印象中,草大概四五十厘米高,黄黄的。高中时,每到春天,呼和浩特都会刮沙尘暴。高振开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沙尘暴过后,车上的沙子能铺2-3厘米厚。

    也是在那时,他萌生出了要保护生态和草原的想法。于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就报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草学专业。他所在的高中班级50个人左右,有10多个人都跟他一样,选择了环境、生态相关专业。父母和亲戚朋友都很支持他。“他们(父母)经常跟我说,这里跟他们小时候比起来,变化很大,如果我能作一些贡献,就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高振开说。

    一笔账

    起初,牧民们不能理解草原修复的价值和意义,对他们来说,虽然国家会发放一定的补贴,但修复草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放牧,牛羊吃不上草,进而导致产出减少,收入就会受到影响。

    “一个农业科学家向农牧民推广新技术、新理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1世纪初,他想向牧民推广种植青玉米、苜蓿、燕麦、豌豆等农作物,并采取“种草养畜”的方法进行放牧和养殖,尝试种植牧草青贮,解决冬春饲草料不足的问题。“一开始他们都不接受。”王堃说,于是他选择了10户职业是教师、转业军人的牧民家庭,说服他们率先尝试种植,并教他们用科学的方式养护。

    一年以后,这10户尝试新作物的牧民家庭,牲畜的死亡率从20%左右降低到5%左右,其中一个小伙子,那一年挣了两万块钱,收入提高了。于是,牧民们“蜂拥而至”,跑到王堃的实验站门口,主动要求学习新品种作物的种植方法。

    “农业科学家不得不计算经济效益。”王堃说,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创新与研发都与百姓的钱袋子息息相关。在王堃团队的研发中,每一项技术和草种的培育、研发,都会将“提高牧民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作为主要目标。比如,在年降雨量超过350毫米的草原上,通过人工种植、干预,一亩这样的人工草原,产量相当于20-30亩天然草原。

    最近5-8年,黄顶和团队针对退化草原修复改良技术瓶颈,突破了多项技术卡点。黄顶介绍,其中一种技术实行后,产草量在当年就实现翻番;另一种技术则能将黄花苜蓿这种牛常吃的豆科牧草补播到退化草原,并将牧草的粗蛋白含量提高2-3个百分点。在市场上,每吨干草的蛋白质含量提高1个百分点,价格就相应提高100元。

    草原上的科研工作者是和当地牧民互相成就的。“我们不仅要恢复草地的生态,还要让牧民挣到钱。”高振开说。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科研工作者做实验、改良、培育草种、修复草原,牧民们在习得科研工作者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后,将它们延伸、传播至更广袤的草原及其深处更多的牧民人家。

    未了愿

    现在,黄顶明显感觉到,牧民对草原保护的意识增强了、生产技术水平也提高了。他和学生高振开,一到草原上就会和牧民打成一片。牧民会告诉他们这片草原的土壤、草种、草质、降水量等情况,也会表达希望在这片草原上播种什么类型的草。在生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黄顶和团队都会尽量满足。

    黄顶还记得,10多年前,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天在地里做了一整天实验,鞋子上沾满了泥,灰头土脸的。“虽然年轻,但也觉得挺累的。”黄顶说。回到住处,他惊喜地发现牧户做了满满一桌的菜。黄顶是湖北人,学生阶段的一半时光都是在草原上度过的,牧户做的这顿饭就像家一样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时代的发展,现在在草原上做实验的年轻一代不用住在帐篷里,也不用连走带骑地赶上半天路才能到达实验基地。高振开现在住的实验基地,每年夏天都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草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做实验,为草原生态修复贡献力量。

    除了在草的生长、培育上下功夫,培育优质、适宜的草种也是科研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3年度全国草种供需分析报告》就提到:“草种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培育草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甚至十年。2002年,王堃在前辈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率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首次在青藏高原上登记培育15个野生驯化品种,实现我国青藏高寒草原人工牧草品种零的突破。其中一个草种叫“老芒麦”,因其优良特性在我国已推广了上千万亩。

    王堃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培养了9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修复草原这件事他干了30多年,“未来年轻人还要继续干下去”。王堃和黄顶认为,最近几年的生态环境在向好发展,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沙尘暴少了”。但要实现“水变清、山变绿”,还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努力。

    黄顶今年47岁,他本科是学园林的,研究生转到草学专业。他希望未来培养出能超过自己的学生,把改良优质牧草的技术发展成产业集群,并在牧草产能提升和品质改善上有所突破,减轻我国对饲草的进口压力,服务国家草原生态文明建设。

    00后的高振开,很喜欢在草原上溜达的感觉,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继续读博士,但他肯定,未来自己一定会在草原上工作,“修复草原,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为家乡作贡献,还能为国家作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 记者 樊未晨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07月08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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