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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决定》提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高质量发展不是体现在概念和政策文件上，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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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在京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7月21日发布，包含“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等300多项改革重要举措。
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举世瞩目。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在7月21日的一场讨论会上举例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1%，体制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2.50%，贡献占比为80.65%，其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1.18%。
他结合团队计算的数据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2025年到2035年间，如果进行大力度、全面深化的体制改革，总计可获得3.78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贾康注意到，《决定》提到“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逻辑一致。”这位多年以“改革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学者说，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重点改革任务，“‘高水平’三个字意义深刻”。
此次《决定》明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并在该部分提出3条内容，即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落在资源配置优化、使生产力水平上升、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在贾康看来，《决定》提到“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这是明确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不能动摇，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被不少学者总结为“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如今可以稍作一点补充，改为有效有序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贾康分析说，这对应到《决定》里的表述即“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意味着要充分激发试错、创新的潜力，与此同时，“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是有为有限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
相比于10多年前，此次《决定》再一次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并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贾康认为，我国已形成了一套原则体系，企业面对的是负面清单，即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面对的是正面清单，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权力清单后面跟着的是责任清单，是绩效考评和问责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中央财办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负责人韩文秀此前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说，《决定》特别提出，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他还提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此次《决定》明确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共同要求。”
改革中的民生温度
从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到关心教育、人才发展与创业就业，多领域发力的《决定》既有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变革，又涉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举措，字里行间是满满的民生温度。
在第一部分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中，《决定》提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针对多方关注的就业问题，《决定》提出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同步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服务改革，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深化改革户籍、教育、居住和土地征收等体制，使生产率低、就业机会少、收入不高、消费力弱的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口和劳动力，向生产率高、就业机会多、收入不低、消费力强的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周天勇注意到，《决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方面，《决定》提出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韩文秀则用“可感可及”形容此次《决定》推动的多项改革，他说，改革发展都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攸关人们“钱袋子”的改革措施是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
用发展的眼光看新业态新领域
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一些过去的改革举措需要完善和提升，一些新的探索同步推进。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穆虹此前解读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他提到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如开展两轮大规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也同样符合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冯俏彬分析说，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解决问题。
《决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决定》提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不是体现在概念和政策文件上，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在冯俏彬看来，这需要继续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决定》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专门部署。在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方面，《决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智能无人飞行器的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19.7%。
“1-5月，服务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5G手机出货量分别增长24.8%、32.7%、24.1%和20.3%。”冯俏彬还提到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她说，在人类面临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已经率先把它变成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未来，我们仍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业务新领域的发展。”冯俏彬说，要在中国宏大的经济增长故事中，发现边际增量，看到增长亮点与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