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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在稳预期、强信心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当中的主要“砝码”和主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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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牵动着世界的目光。7月21日，全会最重要的成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其中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绘就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宏伟蓝图。
7月20日，“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在香港举行，多位专家齐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寻求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的方案，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动力，谋求与国际社会合作共赢。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实务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表示，《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这是一个很宏大的任务，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经济动能。
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 开辟增长新空间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经济增速预计仍将保持全球领先。具体来看，一、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5.3%、4.7%，二季度环比有所回落。这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尤其是关于中国能否完成全年5%经济增长目标的讨论。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仍然承压前行，仍面临不少“成长中的烦恼”，例如，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困难……
内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上半年，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0.5%、25.6%、13.9%，分别拉动GDP增长3.0、1.3、0.7个百分点。去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7.2%。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仍有不小的空间。
“当前要下功夫下决心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毛振华表示，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特别是内需，有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邢自强分析，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因素有三点：一是居民收入预期变差。二是“负财富效应”，即当消费者的金融等资产价值下降时，资产持有者的消费倾向会受到抑制。房价下跌，居民不愿意消费。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老百姓有一定的“后顾之忧”，便热衷于存钱。
邢自强认为，针对这三项的解决方法是：一是通过给老百姓发消费券、发钱、发补贴的方式来刺激增量；二是解决社保的“后顾之忧”，通过大量的财政投入或者国企分红强化社保体系，特别要覆盖两亿多农民工；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包括消化存量问题。
在毛振华看来，现在扩大内需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过去经济政策选择中，降低基建的比重，扩大居民消费的能力。据他观察，当前，基建投资的效率走低，而消费的拉动乘数显著大于投资。
“要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改革。”7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表示，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毛振华认为，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提升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居民收入。
就业是民生之本。毛振华说，从当前看，相较于制造业而言，我国的服务业以及一些中小企业虽然在持续恢复，但恢复速度相对慢一点。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就业压力仍然在。“保就业依然在路上。”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石。毛振华认为，应通过宽松的政策激发市场与企业的创新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要依靠宽松的环境，提升民间投资的活力，进一步激发民企的创新动力。
在扩大有效需求时，外需同样很重要。毛振华说，“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引进外资，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稳预期是关键 政策给力与改革发力驱动新生机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越来越集中于信心和预期的变化，经济运行的主要挑战已经由或者正在由以往总供求失衡引致的经济波动，延伸为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宏观政策的选择实践，越来越要求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完善宏观调控制度。
高培勇分析，当下，经济下行压力的背后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则是预期和信心的变化。他指出，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的全国两会围绕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部署中，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新三稳”替代了原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老三稳”，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且排在“新三稳”的首位。“这是一个颇具重大战略意义的调整。”
“稳预期是基础，是关键。”高培勇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越来越集中于信心和预期的变化。随着宏观经济治理的聚焦点由总供求的失衡延伸至预期和信心变化，稳预期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
中国改革开放46年来，创造了很多发展“奇迹”，中国多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高培勇认为，中国多做的、做对就是一件事——不断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不竭的动力。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韩文秀指出，下一步要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实现更为均衡、普惠、包容的发展，一靠政策给力，二靠改革发力。
信心问题的预期管理对中国而言是个新课题。高培勇表示，稳预期、强信心需要改革与政策双引擎同时双向发力，稳预期、强信心既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和支撑，也要注意，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并存。所以，稳预期、强信心还必须依靠改革，从而有效弥补宏观政策的有限性。一个趋势是，改革在稳预期、强信心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当中的主要“砝码”和主要要素。
“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从目前看是来自人民的信心，来自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表示，中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很好，不缺市场机制、国际视野、技术、资本等。人民有了预期，各种杠杆才能更好起作用；如果预期很弱，杠杆的效力会大幅度下降。
人民的信心来自哪里？吴晓求认为，来自法治。他欣喜地看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特别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他说，“当人们有了安全感，有了基本的底线，人们就会有信心。”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韩文秀也在发布会上表示，将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制度。《决定》特别提出，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吴晓求认为，这看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头来自完善的法治，来自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平台，这两个非常重要。在法治和市场的轨道上，“中国经济会焕发新的生机。”
“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未来可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谈到，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深处“流量恢复”与“存量调整”并存态势，受到宏观政策、房地产市场调整与改革预期三大力量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与以往时期不同的机遇和全新挑战，需要乘胜追击，把2023-2024年经济恢复所积蓄的潜在力量转化为下阶段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杨瑞龙表示，今年一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很多积极变化。比如，工业企业利润转为增长4.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降幅收窄等，这些变化说明经济复苏有坚实基础。
“‘稳地产’是稳经济的关键。”杨瑞龙指出，房地产稳定无论是对于短期还是中期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因为房地产关乎房产价值、居民的股票、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收入，也关乎企业利润等。
我国房地产市场规模大、牵涉面广，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系统性影响。在发布会上，韩文秀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消除过去“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模式弊端，建设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好房子”，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融资、财税、土地、销售等基础性制度。
邢自强认为，“房地产市场现在虽然量在调整，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已基本接近尾声了。”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5月，随着多项利好政策效应的释放，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积极变化在增多，市场有望逐渐筑底企稳。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
杨瑞龙相信，今年下半年，还会有一些稳定房地产的政策出台，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中长期房地产恢复还要有更长期的基础。
此外，韩文秀还指出，我国新型城镇化仍在持续推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杨瑞龙认为，此次会议召开以后，我国无论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中期的结构性政策、长期的培育新动能政策，都会全面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密集出台。“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事实上，中国发布今年中期经济“成绩单”的第二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5%。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表示，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主要引擎。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记者 张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