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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列重要部署后，我国稳外贸外资工作再次迎来政策利好。
8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再次将政策目标对准“高水平对外开放”。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被认为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两条腿”。会议指出，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必然要求。
“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周景彤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服务贸易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5980.3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14675.8亿元，增长10.7%；进口21304.5亿元，增长16.4%，服务贸易逆差为6628.7亿元。
“当前，我国正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必然会产生对服务业的更大需求。”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白明认为，在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将释放更大市场红利，“我们的服务业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未来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也将进一步增加”。
如今我国虽已成为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但在不少专家看来，我国的服务贸易还面临着进出口结构不均衡、国际经贸规则深刻调整等挑战。世界银行的最新年度评估数据也显示，我国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虽已上升至略高于50%，但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约75%的平均水平。
为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促进人才、资金、技术成果、数据等资源要素跨境流动。
近年来，“负面清单制度”已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2021年7月，《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也称“海南版清单”）印发，我国在海南有了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负面清单。今年3月22日，商务部发布《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首次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形成了跨境服务贸易梯度开放体系。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为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提到，相较于全国版清单，自贸试验区版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更少，有利于发挥其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累更多经验，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如今的海南，服务贸易规模由2021年的288亿元跃升至2023年的458亿元，金融领域的外籍人士可以开设证券账户参与交易，有的海南律师事务所已经聘请了外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海南版清单的实施，为在自贸试验区和全国范围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曲维玺说。
对于政策的具体落实，周景彤建议，应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优化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改善服务贸易逆差结构，提升重点领域竞争力。
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明确特别管理措施具体适用的行业部门范围和对应的义务，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等，提高负面清单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其次，要推动解决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系应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走势，聚焦新形势下的跨境服务贸易重点问题，建立健全对跨境交付和自然人流动等模式服务贸易的政策激励与法律保障机制。”周景彤说。
“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等领域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周景彤还提到，我国未来要着力提高服务贸易关键领域的竞争力。比如完善国内旅游服务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的有效投入，持续提高国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层级教育质量；搭建科技创新信息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体系及执行机制等。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54家，同比增长11.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5394.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升级至2024版，提出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抓紧推进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开放。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钟辉勇认为，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一方面能带来更为先进的外资技术，主动引导国内制造业行业转型升级；同时，制造业领域外资的进入，也会给国内制造业带来更大竞争压力，从而推动国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外资进入也会有利于国内制造行业更好地结合人工智能，提升制造行业水平”。
今年以来，“吸引和利用外资”相关内容曾多次出现在中央和国家部委的官方表态中。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把稳外资作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加大吸引外资力度；6月的国常会则指出，要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多措并举稳外资。
同“吸引和利用外资”一样，在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早就不是新鲜事物。
2013年，中国第一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伴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立正式发布实施。10多年来，“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经历多次“瘦身”，从最初的190条，缩减至2021版的全国31条、自贸试验区27条。时隔3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朝着“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的方向再次更新，这意味着我国的开放领域将越来越多。
“准入是与外国投资者关系最密切的权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圆圆认为，充分保障外资的准入权利、增加外资在中国的机会，是吸引外资的基础环节。
对于进一步优化外资准入政策，潘圆圆建议要保证准入阶段的措施与准入后的政策相衔接。同时，她强调限制性的措施也要与鼓励性的措施相结合。在她看来，持续缩减负面清单的同时，还需鼓励外资投向双赢空间更大的领域和地区，“如中高端制造、研发、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东北地区”。
在具体行业，我国就扩大外资准入已有所行动。年初至今，我国多次强调要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今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告，决定率先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等4个地区，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骥业 记者 朱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