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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学开学军训时，体重令我格外尴尬。自己从小就胖，原本只是微胖，但大人闲聊时聊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总是把话题拐到我身上，于是“胖”这个形容词像烙印一样打在我身上，也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日常生活里，体重似乎只存在于买衣服等少数时刻，其余时候可以自欺欺人地假装问题不存在。
但在军训时，它的存在感拉长到十几天。瘦削的同学们穿着迷彩服，英姿飒爽。我呢，又黑又胖，怎么看都像伪军，在全新的生活里，这个陈旧的痕迹格外令人丧气。
同学们刚混熟，室友阿琪打算参加几个月后的马拉松，晚上拉我一起去操场跑步。
阿琪比宿舍里其他同学大一两岁，有主见、长得漂亮、待人和气，整个宿舍都把她当大姐。大姐叫我一起去跑步，我当然乐意跟着去。
至今记得那个冬天。夜晚的大学操场上，漆黑一片，有练武术的、踢球的、跑步的。
我跑得气喘吁吁，感觉肺都要炸了，一看时间，居然才过了四五分钟。阿琪说再跑一会儿，我咬牙接着跑。热了，脱下羽绒服，穿着毛衣继续跑。
当时感觉这15分钟格外漫长。
回宿舍的路上，抱着羽绒服，踩着地上干枯的梧桐叶，腿都有点发软。看着路上悠然漫步的同学，忽然生出一种豪气，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可以主动去锻炼。
阿琪后来有没有参加马拉松，我已经记不清，但我的生活确实因这次偶然的运动而缓慢改变。
过去，除了中学里迫不得已的课间跑操，我从没主动跑过步。读小学时，大姨好心让我多跑跑步、减减肥，我却在心里埋怨她当众揭我的伤疤——看，固定思维多么害人，明知道自己缺点在哪儿，却又固执地认为这无法改变。
读高中时，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常常觉得饿，一加餐，又胖了不少。
有次路过药店，趁左右无人注意，赶紧跳到门口的体重秤称了一下——150斤。
走入大学，生活突然没了明确的目标。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又似乎条条大路都走不通。
高中时，每天钉在凳子上，一边写那些怎么都写不完的试卷，一边听老师的承诺：“等上大学就好了”“上了大学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
大学开学不久就发现这是个谎言，大学里的化学、数学比高中难太多倍，高中只需要背背简单的化学反应式，数学物理也有套路可循，可是有机化学，同一个分子式有各种不同的结构，有的像椅子，有的像船。更何况，在那个全是医学生的校区里，多玩儿一会儿都是罪恶。
社团也令我望而却步。
乐器类社团，招新时要看经验，自己只会最简单的笛子，不敢去报名；体育类社团，我肢体不协调、长得又胖，总怕被人嘲笑……
这些固化的思维和多余的脂肪一样，牢牢附着在我身上。
那次偶然的跑步，像一团小小的火焰，融化了坚冰。
我开始试着晚上去跑跑步，打开几首英文歌，跑3首歌、5首歌的时间。
大二那年，我作为交换生来到陌生的南方城市。一个又一个晚上，我独自在操场上跑步、跳绳，半小时、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一圈又一圈，跟着歌曲的节奏加速、减速。
掉秤最快的那几天，隔两三天就掉半斤。终于有一天，一个整天埋头看美剧的室友惊异地问我：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减掉多少斤了？
那时，我不知不觉减到120斤，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下巴没那么圆。
在放飞自我的那一年，看了许多跟专业课无关的书，去听感兴趣的讲座，学喜欢的语言，买报纸，了解社会……在一次次对专业课的短暂逃离中，探索自己的兴趣。
如果说减肥这件事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大概就在这儿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掌控力，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能改变持续十几年的状态。
在令人困惑的大学生活里，减肥让我得到一个支点，体会到掌控感。
临近大四，我放弃了准备了多半年的出国考试，决定考新闻学的硕士研究生，打算将新闻作为自己的志向。
冒出这个想法后，我兴奋不已，当时正在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顿时感觉找到了书中所说的“天职”。
学习曾是大学里最枯燥的事，柳暗花明之后，发现学习新知可以如此快乐。
之后就是“差生逆袭”的老套剧情，电影中往往用快镜头一笔带过：早上六七点钟起床，学到晚上10点钟自习室关门，备考的短短半年，读了50多本书，成功上岸。
在新学校，我延续了跑步的习惯，绕着学校所在的小岛跑一圈，大约20公里。在内心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专注地跑步让人安心。
至于体重，这些年起起落落。自从瘦下来之后，就对“胖”这个字脱敏了，也不再像阿Q讳言“秃头”一样讳言所有跟它相关的词语。
这些变化，也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我过去固化的思维。多数情况下，人总有改变的余地，只是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和孤独，常常让人难以忍受。多一点努力和尝试，总会有收获。
李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