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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自从我成为一名教师以来，面对提高学生成绩和培养终身学习者这两个目标，我对卢梭这句话便深有体会。当我从普通教师变成校长，面对教育理想和现实要求的冲突，这句话更显得刻骨铭心。
说实话，做校长以来，我不太敢面对意义之问，否则很难安顿内心。年轻时，我力求按照内心来生活，然而，当我扛起一校之长的责任后，“按照内心来生活”似乎成了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内心是形而上的，现实是形而下的，距离相当遥远。于是，当一名24岁的教师像我年轻时一样意气风发，试图“拆围墙”“开窗户”、给高中生提供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时，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他注意分寸，避免破坏其他教师建立起的教学秩序，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然而，这名年轻人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不正是我曾经追求的吗？于是，当24岁的“我”妨碍54岁的我实现目标时，我把“我”解聘了。这样戏剧性的转折，是我之前万万没想到的。这样做后，我既感到难过，仿佛背叛了理想，又感到一丝轻松——自己终究迈过了这道“坎”。
这样的“自我否定”，不但会出现在校园管理中，也会出现在教育教学中。当我还是一名普通教师时，比较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总是尽可能赞扬学生，试图激发他们内心的自驱力。然而，做了校长，面对的学生多了，我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不能指望所有孩子都靠自驱力成长，我们不但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也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会容忍学生用各种姿势看书，因为我关注的是他是否真正读进去了；但现在我会走进课堂纠正他们的坐姿，“孩子，来，坐直一点”，因为我关注的不仅是某个学生是否专注，更是我的行为对老师们的示范作用以及学生姿态对校风学风的引导作用。
不过，过犹不及，关注学生的纪律和学习习惯，也要考虑“过度管理”可能导致的副作用。一味以高压管理要求学生服从，很可能导致学生缺乏自主意识、找不到学习动力、不会独立思考。所以，我们又需要在管理和教育之间取得平衡。毕竟，“管出来”的好孩子与“教出来”的好孩子不大一样。比如，宿舍熄灯以后说话扣分，可以让学生变乖，这是管理的力量。但遇到不扣分的环境时，他们还愿意保持安静吗？这就不一定了。触及心灵的教育，可以通过唤醒学生内心的道德意识，让他们意识到熄灯以后影响他人休息是不好的，从而产生羞耻感，主动不去影响他人。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也更能对学生形成可持续的正面影响。
之前有个学期，我任职的学校开学不久，就遇到了学生在食堂就餐后杯盘狼藉的局面。面对这一局面，有同事提出应当加强管理巡视，对不文明就餐的学生“抓典型”、扣操行分。这种做法见效的确很快，但我担忧，这可能形成路径依赖——即一旦出现问题，老师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管理来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学校可能变成“半军事化”的单位，看起来井井有条，却失去了生长各种可能性的土壤。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不对学生执行扣分处罚，但是会请德育老师把文明和不文明的餐桌都拍下来，在晨会时公开展示。鲜明的对比，可以给孩子们强烈的冲击，使其自觉体会到文明就餐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慢慢就解决了。“唤醒先于管理”，就这样成了我们学校处理德育问题的共识。
不过，再先进的教育理念都不能“包治百病”。我们学校实行分层教学、选课走班，学生们一进校就可以选择与自身学力匹配的课程层级。这项制度是好的，也符合教育主管部门逐步推广选课走班的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一旦选课走班，就没了行政班和班主任，而刚进校的学生未必有足够强的自律习惯，极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无序，事实上的确也出现过。对此，我们既不能通过倒退回到传统班级制来解决问题，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自我完善。于是，我们试着采取折中方案，“先让一部分学生自由起来，最后实现共同自由”，意思是对那些暂时还没养成自律习惯的同学，暂派专人管理他们的自习室，甚至午休也有老师在岗值守；而对那些经测评已经养成好习惯的同学，则给予充分的信任，允许他们在无人值守的教室自习，在无人监考的考场考试。当越来越多学生进入这样的“荣誉自习室”“荣誉考场”时，教学秩序的问题自然得到了解决，而学生们也能从中有所成长。
其实，即便是在今天，我也依然希望实现年轻时的教育理想，努力让我的学生在更宽广的天空翱翔，成为坚定、自由而独立的终身学习者。与此同时，随着我的职业经验不断累积，我也深刻意识到，要把学生培养成才，仅凭理想主义的观念是不够的，唯有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最适当的教学方式，才能守好教育的“细节关”。
理想的中学教育环境，应该是“活而不乱、稳而不死”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经受煎熬，常常要“左顾右盼”，没有办法酣畅淋漓。用简单、痛快的方式来达成目标，通常都有巨大的副作用，即便当下显现不出，也会在未来显现。过去，我会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诗句打动；现在，我则更赞同《小王子》里面的感悟：痛并快乐的羁绊，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作者系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南京博颂学校中学部校长）
魏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