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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9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从2025年开始到2039年，用15年的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调整到男职工63周岁，女职工58周岁或55周岁。
延迟退休政策出台，有人担忧，数量庞大的年轻人面临就业问题，退休年龄调整后，会不会影响年轻人找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延迟退休政策是弹性、自愿、渐进式的改革，是在一个历史过程当中把退休年龄进行合理化延长，是缓慢的梯次推进的过程，政策实施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很温和，对于年轻人就业的影响十分有限。”
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延迟退休的“挤出效应”有限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后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前后已经达到峰值，为9.4亿人。10多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数量超过6000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林嘉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延迟退休使得一部分老年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延长了，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每年在减少，而且速度非常快，因此，从总量上看，部分老年人选择延迟退休与劳动年龄人口降低的数量相比，‘挤出效应’十分有限。”
此外，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我国研发人员总量现居世界首位。
“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延迟退休意味着将逐步增加数量可观的劳动力，近20年来一直存在的‘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尤其是在智能制造等领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通过延迟退休，越来越多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有效工作时间有所延长，对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从人力资源投入产出的角度，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生涯应该适当延长，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林嘉表示，“从人口的自然生长规律来看，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维持劳动参与率的整体稳定。”
年轻人与老年人职业差别大，不存在“抢饭碗”
据了解，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两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但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
“事实上，在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力资源队伍中，有大量工作经验丰富、知识雄厚和技能熟练的人才，可以有效弥补人力资源市场上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延迟退休是实施积极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李长安表示，“从就业结构上看，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属于技能型人才，或者在单位中处于管理岗位，不是老年人退下来的所有岗位，年轻人都能顶上去，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从2019年至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已陆续发布6批共93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多集中在数字技术、新型生活服务职业等领域。
王天玉说：“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职业差别大，不存在‘抢饭碗’。很多年轻人就业后投身新职业，集中在新经济和新业态中，而城镇职工中，面临退休的老年人，他们的岗位大多数相对集中在传统岗位上。”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在倡导建设就业友好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高质量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青年就业政策不是独立的，而是要和产业发展联系起来。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要把青年就业作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新就业岗位。
要有一揽子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出台
目前发布的延迟退休政策规定，从2030年1月1日起，灵活就业人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
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吴林秋提出了疑问：“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养老保险交的时间多了5年，按照每年多缴纳两万元，5年就要多缴纳10万元，但领取的时间却推迟了，是否个人会吃亏？”记者了解到，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关心的问题。
“其实这种顾虑是多虑的。因为缴纳社保的年限长了，会提高参保人员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金水平，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此外，工作期延长会增加工资收入，对于个人来说影响不大。”李长安表示。
林嘉说：“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年限不是一下子就提高到20年，而是小步调整，从2030年开始，每年提高6个月。这样便于尚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提前做好参保安排。”
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公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问题，《决定》同时明确了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健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等。
“改革启动后，要针对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在社保缴纳、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伤害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更好的完善，进行法律法规制度上的探索和完善。”赵忠表示，“在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还要有一揽子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出台，才能够有利于青年群体的就业，统筹推进其更好地前行。”
目前，在我国广东、北京、上海、江苏等七省（市）推行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已超两年。“这些试点总结经验后，应该尽快扩面，向全国推广，使它成为一项国家制度，更好地服务青年人灵活就业。”赵忠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