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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60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燃料是高浓缩铀，但对很多亲历者来说，制造这颗原子弹所需的燃料，是他们的整个青春。
18岁那年，张瑞林成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迎来的“支援边疆”青年之一。那是1959年春季，这个青藏高原上的基地刚展开建设不久。许多亲历者认为，像张瑞林这样的早期建设者，遇上的是最苦的条件，干的是最累的活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下午，“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张瑞林正在跟往常一样卸煤。他是卸煤队的一员，还当过班长。每天几十辆车运来煤炭，全靠人力来卸，卸下的煤堆得像小山一样。他记得自己那时双手满是“血口子”。从这些手里卸下的煤炭，为这个秘密基地的运转提供了动力和暖气。
张瑞林对原子弹的事情并不了解。他说，在这里，原子弹的消息“从来不透”，“那时也不讲这个东西，保密得很”。
来到这里3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家探亲。给家里写信，他只说自己在青海的“机械厂”干活儿。“国营综合机械厂”是221基地对外使用的掩护名字之一。
那朵蘑菇云腾起时，张瑞林工作5年了。最早他以为自己是来开荒种地的，还带了犁地的农具。同村来的有三四个人，他们坐着闷罐车来到青海。车厢里铺着草，拉过水泥和牲口的痕迹还在。他小学毕业，在老家河南省清丰县听说招人“支援边疆”，他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还是报了名。
“我说我管他呢，到外面闯一闯！在家也是干活儿，在外面也是干活儿。”他带着浓浓的乡音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初来乍到，他在那片草原上看到的是大片的帐篷，没有房子。晚上，10多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睡大通铺，半夜出去解个手，“再进来就没地方了”。吃饭“根本没有油水”，“加班饭”就是两个馍、一碗清汤、几片菜叶子。这里地处高原，没有高压锅，饭煮的半生不熟。有时，他们直接喝河沟里的水。
在老家种地的张瑞林遇到了一些从未想过的工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基建。他先是做钢筋工，然后进了木工队。他是221基地电厂的建设者之一。基地盖房子的时候，他的肩上挑过砖。最让他出乎意料的是，后来自己还做了打鱼队的班长——他到来不久就遇到了饥荒年月，整个基地跟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食物匮乏，开始发展农副业“自救”，其中包括组建队伍去附近的青海湖打鱼。
“在老家都没打过鱼。”他对记者说。他记得，他们一开始连鱼饵都没有，冬天到冰冷的湖面上凿冰钓鱼。没有人懂行，有很长的时间，他们十几个人只“钓了一条鱼”。
他们还被派到西宁去学织渔网。慢慢地，基地有了渔船，也有了懂行的船长带他们去打鱼。每一次下水，三四天才能回来。青海湖含盐量大，他们连喝的水都需要自带。
打上来的鱼，他们不舍得吃，“都交给厂里”。张瑞林说，自己曾经为了充饥，去附近的县水文站，把人们吃剩的鱼骨头捡回来，在火上烤一烤吃掉。
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长李觉等基地负责人，也跟他们一起打过鱼。李觉这位在战争年代骑马打仗的将军，曾经因为晕船吐了。
有一次，为了赶在青海湖结冰前多打一网鱼，他们延迟了返航时间。湖面结了冰，打鱼队只能砸冰硬往回开。尖利的冰块把船体割出一道口子，“差点儿沉了！”据张瑞林回忆，那一次他们满载而归。
他粗略算过，大家前后打鱼300多次，吃了不少苦头，收获也不小，“有时三五千斤，最多的时候上万斤”。
在缺少蔬菜和副食的年代，打鱼队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补充了优质蛋白质。甚至，当时在基地“后方”的北京第九研究所，一些工作人员也吃上了青海湖的鱼。
渡过困难时期后，打鱼队解散。张瑞林来到221基地四分厂，在燃料车间卸煤。那是提供动力的大电厂。
卸煤没有固定时间。火车停靠时间有限，车来了，工人就必须立即卸车。煤渣侵蚀皮肤，张瑞林的双手开裂掉皮，“都是血口子，还照样干”。
后来有了吊车，但对张瑞林来说，不幸的事情也到来了。1974年冬天，下着大雪，张瑞林在吊车下面清煤，那时照明不好，不知情的同事开动了机器，“不知道咋回事，把我压到底下了”。他穿的是一种皮裤，吊车先压住裤脚，又往上边碾去，裤子卷进了齿轮，他的命保住了，但被齿轮“咬”到的左腿只能截肢。
如今，安着假肢的他住在西宁的“二二一小区”。虽然行动不便，但有时，这位当年的“五好职工”会让孩子带他回到基地，去他工作过的地方，特别是当年的电厂。他的一些同事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的食堂找不到了，燃料车间也消失了。张瑞林把一条腿留在了那里，但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
他没有见过原子弹，但在那大门口都有蘑菇云装饰的小区里，他说：“两弹一星”给“咱们国家的志气长了不小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