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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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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新语

诗歌的江河,涌向民族的心灵地平线

张景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4年10月25日   08 版)

    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传统诗歌的核心要素中,河流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不必说谢灵运与王维这样专意从事山水题材的诗人,任何一位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规范写作应制诗的士子,“两岸晓烟杨柳绿”的蒙书基因,都将在其写作生涯中长久地发挥作用。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设计的理想写作状态。信步可及而无须刻意攀援的河滨水湄,不仅是诗人吟咏的对象,更是创作的现场。他们的目光伴随唼喋的河豚感受着春江水暖,在无人野渡中发现横卧的扁舟,透过潮落夜江的苍茫搜寻彼岸的两三星火,但最终,往往凝聚于河流指引的远方——这是河流中泓线与上下游地平线交汇的地方。

    遥远的江河源头,是杜甫逝去的理想

    公元766年,伟大的诗人杜甫徘徊在今日三峡边的夔府孤城(今重庆奉节),不尽长江是他最常见的风景。此时,距离他在成都平原体验“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的闲适已隔有年,而在江汉平原沉浸“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岁月则尚未到来。周遭峻拔的丛山,每每拦住他顺着江水而逐渐远移的目光,却拦不住他追随江水奔向远方的心绪。一个关于木筏漂流的典故便被写入《秋兴八首》:“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南朝文献《荆楚岁时记》记载,汉武帝命张骞到西域去寻访黄河的源头。张骞在黄河上乘木筏(浮槎),漂流一月后到达一处城郭,看见河边有一女子织布、一男子饮牛。后张骞回到中土,拜访占卜者严君平,被告知所到达之地是天上之银河,遇见的二人就是牛郎与织女。

    这一传奇故事在唐代有着巨大的接受度,黄河与银河的联系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强调,如李白《将进酒》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罗隐《黄河》诗中“解通银汉应须曲”,都由此生发。不过,唐人在用典中似乎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缺陷:张骞寻访河源理应逆流而上;而在这个没有纤夫的故事里,木筏只能顺河漂流。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河流的地理学认知,很早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墓群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地图实物中,公元前300年前后的古人,就能于木板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渭河上游各河流的分布情况。公元6世纪,郦道元写作的《水经注》中,对全国河流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令人叹为观止。不但记载河流数量高达1300多条,不同河段的清浊、缓急、宽窄、丰枯等细节,都有明确记载。

    只是,古人的河流知识在空间方面并不均衡。虽然在理性认知中,唐人不会真以为黄河与银河连通,但黄河源头的确切位置则模糊不清:究竟是《尚书·禹贡》中的“积石山”,还是《山海经》中“昆仑山”,抑或是唐人曾亲自到达的“星宿海”,长期没有定论。这无疑使黄河源头蒙上某种神秘色彩,“张骞浮槎”的浪漫主义要素,也更容易被人所津津乐道。

    《秋兴八首》是杜诗名篇,但“奉使虚随八月槎”一句的确切含义众说纷纭。结合杜甫亲眼所见与唐人的河源认知,或许可以试作如下理解。

    有着强烈经世情怀且一度接近中枢的杜甫,只能困守在远离长安的西南一隅“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其实不害怕偏远,只要能继续为君王效力,哪怕是受朝廷指派(奉使),像张骞那样乘坐木筏远至江河源头;但在现实的高江急峡中,杜甫绝对看不到一只可以自行逆流而上以达江河的木筏(虚随八月槎)。神话破灭,江河的远方源头遥不可及,“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也只能任随江间波浪,渐行渐远。

    秦观的相思,沿着郴江付予谁

    晚年杜甫的心境与笔力,一如深秋的江水,沉郁浩荡,浸透寒冷。同样的寒冷,也出现在300年后的湖南,湘江二级支流郴江的水波中。这大概是一个初春天气,从东京(今河南开封)被一路贬黜至郴州的才子秦观,写下著名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逝后,他的老师苏轼读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在句后亲书:“少游(秦观字)已矣,虽万人何赎。”这两句词由此著名。现代读者无疑能感受到苏轼对弟子的赞叹伤感之情,但这两句词究竟妙在哪里?近人唐圭璋谓其“情韵绵邈、令人低徊不尽”,仍觉费解。

    倒是一个古老而俚俗的故事,对我们的理解有所帮助。宋人笔记云,秦观被贬赴郴州途中路经长沙,迷恋一妓,但因害怕被举报弹劾,不敢携至郴州,只能借郴江湘水送去深情。为经典诗文编制俗艳“本事”,是某种源远流长但未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传统,一如要把《洛神赋》说成《感甄赋》。但对《踏莎行》的此种解释路径,却正确地指出前人在河流与情感之间所建构的一种经典关系:河流是情感的载体,情感沿着河流奔向对方。

    借助天然江河与运河,中国很早即形成连接核心政治经济区的发达水运网络。每个人或者书信,皆可经由天然或人工河道,达至亲人恋人友人的身边。秦观在词中提到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即指书信。折梅花以寄远人、托鱼雁以传书,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已经成熟的著名掌故。

    把书信放在郴江之前,不禁令人想到唐人雍陶的故事。雍陶是成都人,恃才傲物,对自己的亲人疏于问候。其舅李敬之写诗讥讽道:“地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这也从侧面反映,在唐人眼中,水脉构成的物理联系是相当可靠的。

    秦观的贬所郴州离衡阳不远,《踏莎行》的下半阕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我居住在偏远的地方,想给远方的亲朋写封信,其中满满都是我无尽的遗憾与愁绪。这里所幸还有一条郴江,应该能把我的心意传递出去吧!可是,还有亲朋能够或愿意收到我的信吗?”

    更早一些,苏轼已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的名句。秦观显然比他更进一步,仿佛在说:“我有相思,可以流到,可谁在那里呢?”可见苏轼所对《踏莎行》结尾二句的欣赏,是一种河流与心灵高度契合后无法排遣的密密愁绪,并不是王国维所批评的流于“皮相”。

    在“广陵客”的指尖,淮水展开千里云山

    杜甫看不到遥远的江河之源,被朝廷遗忘在萧森的巫峡;秦观看得到郴江在远方汇入湘水,却依然被抛弃在迷蒙的雾夜。无论看见或看不见,河流的远方除了感伤孤独以外,能安放一种从容静谧乃至优雅闲和的情绪吗?不妨读一读李颀的《琴歌》: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木风入衣。铜炉华烛烛增辉,初弹渌水后楚妃。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余里,敢告云山从此始。”

    唐代诗人中,李颀是描写音乐的高手,历代皆激赏“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明清之际戏剧家、评论家黄周星谓其“妙处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至于本文的结尾两句,历代着墨不多,一般以为作者要到千里外的淮河流域公干,听此曲后顿生归隐“云山”之意。

    此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此诗运用一系列形象化的方案,运用明暗、冷暖、动静等方式极写琴韵之悠扬,处处紧扣于琴,已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当于收束处忽然抽离。

    作为当代人,我们大可以借助我们时代的文艺方式提出一种新思路,即末二句实为一种“音画”。在这“音画”中,“奉命出使”的并非诗人自己,而是淮水本身。在琴声的驱使下,清澈的淮水缓缓东行,两岸的千里云山如画卷徐徐展开。这画卷开启处并非地理上的淮水源头桐柏山脉,而是抚琴者“广陵客”的指尖。

    为什么诗人用淮水而不是其他江河呢?这大概是为了迁就“广陵客”的典故。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典故十分著名,以此来类比琴师,足见技艺高超。地理上的广陵(今江苏扬州)长期被认为是淮河南岸的重要都会,即所谓“淮左名都”。“广陵客”的琴声中流淌着淮水,字面意义极为贴切。淮河流域虽多平原,但“淮南木落楚山多”也是唐人共识,秀美的风景当得起“云山”之谓。

    在没有飞机与摄像机的时代,由雪山冰川涓滴交融的源头,到汇入大海时黄蓝相隔的尾闾,以及俯瞰视角下曲折蜿蜒的河道,是大多数先辈不可能目睹的河流远方。令我们惊异的是,先辈们用他们瑰丽的想象、丰沛的情感、高卓的才思、细腻的笔触,超越了他们时代感官与技术的局限,不断追寻河流的远方、拓展诗意的远方,为我们留下了比真实的远方更为深广的文化空间,足以承载个体与家国、柔情与理想。

    河流与诗歌,是定义我们民族心灵地平线的重要坐标。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景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10月25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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