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也像一种乐器”,说这话时,刘志勇站在他去过的第53个地下通道,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他管这两个月的演出叫“通道巡演”,没有固定收入和观众,大部分路人行色匆匆,偶有人停下脚步,扫二维码给他转5元、10元。他背着的电吉他是8年前买的,掉漆的效果器是二手的,耳机和麦克风是网上30元买的。两个月来,他的账户清零了5次,但每当他身无分文地站在通道里,总能赚到回家的路费。
每个通道都是不同的乐器。通道的长短和构造会塑造不同的声音质感,他知道六里桥的通道短、混响弱;东四十条通道里的金属网会削弱人声。每次开场前,他都会把音箱声音放到最响,唱到音箱没电才回家。
在通道里,低着头看手机的路人匆匆走过。他写了一首《屏幕时代》,歌词里写着,“用屏幕代替你们的眼睛”。
他在团结湖的地下通道遇到了一个8年前的听众,凌晨3点在通道写下了《十字路口》,讲述离别和重逢。
他还唱了一首叫《金字塔》的歌,讲年轻的打工人,灵感来自有次两个刚下班的女孩走过来扫了转账二维码,备注“牛马人给您转了5元”。
20多年前,当他发现自己能把小学课本上的文字哼进旋律,他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音乐。15年前,他孤身来到北京,给很多唱片公司发过demo(歌曲小样),进了公司后才发现,自己只是负责在网站上发帖招人。后来他端过盘子、卖过房子、送过报纸,最后还是想唱自己的歌。
他把路人唱进歌里,也有路人在他的歌声里哭泣。有位和他同龄的大哥,说自己身价不低,但总不开心,在他对面坐了两小时,手里的烟抽个不停。“他说,兄弟,外面下雨,我在这儿躲躲雨”,刘志勇回忆,“外面在下雨,他的心情也在下雨”。
每天傍晚,刘志勇拎着总重约20斤的设备,坐10多站公交到地铁始发站,再坐20多站地铁、倒几条线,到不同的地下通道唱自己的新歌。有时,他蹭麦当劳的无线网充值路费,回复粉丝消息。
去年,他驻唱的酒吧倒闭,他搬到了大兴的村子里,月租200元。在这间15平方米的房间里,9把吉他、10多把笛子、小提琴、大提琴、古琴和若干不知名的乐器守在他床边。小号旁边搁着打碎的碗和停走的钟,架子鼓上挂着毛巾和衣架。
靠墙摆着一架散架的钢琴,木质弦椎裸露在外,像一栋微缩建筑,里面塞着他的画作和词曲手稿。搬家时,搬钢琴要600元,他就拿锤子把钢琴拆了。“就像是新生”,他安慰自己,“我会用我的想象力去演奏”。
他尝试把自己的物质欲望降到最低。不用网络,不买新衣服,他采集各种果实和叶子做饭。鸡蛋壳他用雕刻刀打了孔,做成乐器,他说能模仿风声,以及远雷的频率。他拿赤柏做香,松针泡水,拿萝藦的种子和桑叶炒菜。一段被火烤过的树干靠在墙角,他说像远古的鱼。发芽的土豆他放在玻璃柜前,他说像雕塑。
“自娱自乐和吃米一样重要”,这些生活中的乐趣是他写歌的养分。白天,他就在树林里搭吊床,听鸟叫、吹风、看树叶,吹着口哨看夕阳。他的平房面朝空旷的田野,有次下着小雨,他推开门,看到堆叠的云层尽头闪烁着淡紫色的光,他觉得像宇宙在为他闪耀。
他在平台上发原创歌曲,账号名叫“我主流”,虽然只有100多个粉丝。
通道成了他的音乐会客厅。“用音乐表达自己太奢侈了”,一位曾经酷爱吉他、结婚后再也没拿起的路人对他说。
他和隔壁做短工的阿姨聊天,感受到她们身上有不甘老去的劲儿,写了一首《老年Disco》,“整个世界上/数我最贫穷/连小孩都比我富有”“我说我是首富/有人会信吗”。他觉得这首歌也是写给自己。唱到结尾,他总会露出微笑,“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最富有的我自己”。
秋风、冬雨推着他的手拨动琴弦,大自然给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他怀念2014年,他从北京一路骑行到云南,不带手机,背着帐篷,在野外听着风声和雨声入眠。
他把通道巡演的最后一站设在朝阳公园的地下通道。20岁的他孤身来北京闯荡,第一次唱歌就是去朝阳公园的通道。那时候他住在地下室,第一天演出只拿到了5元。
15年后,他解释自己做这个巡演的原因,是想证明,“活出自己的样子”。
尽管他的样子有些狼狈。他的房间太小,杂物堆在一起,架子鼓很少敲响。写歌时,总会被拖拉机声和鸡鸭鹅的叫声打断。晚上回来经常赶不上公交末班车,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能徒步15公里走回家。
10月18日一早,他被隔壁出门挖山药的农妇们吵醒。这个阴天大风,他爬起来,画画,准备通道巡演的最后一站。
一切如常,他给效果器装上电池、背上电吉他,用离线地图确认好位置,出发。
路人从他面前走过,秋风吹进一地落叶,通道的瓷砖反射着锐利的白光。手指在琴弦上快速扫动,厚厚的老茧遮住了他的指纹。地下的嘶吼声传到地上时近乎微弱,没来得及飘远,就被嘈杂的鸣笛声碾过。
“加油朋友,你很优秀”,演出结束,他用手机录像,对屏幕里的自己说。他觉得自己在向世界演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