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2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出版人来说,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却并不轻松的节点。那几天,我正和同事讨论一本新书的推广方案,讨论并没有停留在“要不要做阅读活动”,而是落在一个更具体、也更现实的问题上:如果这本书真的想让年轻人看到,我们该把它放到哪里?

  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了我这几年的编辑历程。我们并不缺好内容,也并不缺愿意投入时间与耐心的创作者,但很多时候,书只是静静地停留在书架上,等待被发现。与此同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早已发生变化——他们的时间被高度碎片化,注意力在不同场景中不断流动,文化消费也越来越依附于真实生活的动线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今天谈出版创新,绕不开“场景”二字。不是书卖到了哪里,而是书以什么方式出现,是否进入了年轻人本就会出现的生活现场。

  在策划新书《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时,我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这本书讨论的是以“实验心态”面对不确定人生的可能性,目标读者正是处在人生拐点上的年轻人。如果完全沿用传统路径,把它放进书店的某一分类中,这本书就很容易被既定标签“安置”,而失去与更广泛青年群体对话的机会。

  于是,我们开始反向思考:如果不再把年轻人预设为已经坐下来阅读的“读者”,而是把他们看作正在城市中流动、社交、消费、表达的个体,这本书是否可以先进入他们的生活场景,进而推动真实的阅读?

  今年1月,在北京三里屯核心区的#024小白楼,我主持策划了这本新书的一次快闪活动。那是一栋五层的白色建筑,餐饮、影像、潮流品牌、露台与夜生活并存,聚集着高度年轻化、国际化的人群。坦率说,在最初提出这个方案时,我自己也有犹豫:这样一个以社交和消费为主的空间,真的适合谈论阅读吗?

  但当活动真正落地时,我的判断被不断修正。来这里的人,大多不是为了“读书”而来,却愿意停下来翻一翻、聊一聊。他们拍照、在社交平台发声、发朋友圈纪念,自发讨论书中的观点。很多人并不把这次经历理解为“参加了一场读书活动”,而更像是在一次日常出行中,意外遇见了一本与自己状态相契合的书。

  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有读者因为刷到社交平台上的推荐笔记,专程赶到活动现场,他们说:“一眼相中这本喜欢的书!”那一刻,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年轻人不读书”,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们拒绝阅读,而是拒绝被要求进入某种固定的文化姿态。当书不再以一种需要被郑重对待的方式出现,而是成为可以被参与、被讨论、被带走的存在,阅读的心理门槛反而降低了。

  在这样的场景中,活动本身的形态也随之改变。我们没有把编辑、译者藏在幕后,而是邀请他们直接来到现场,与读者交流;我们也没有反复强调这本书“多重要”,而是从每个人自己的“小实验”聊起。书不再是结论,而是对话的起点。

  这些年的编辑实践让我越来越清楚,出版业真正需要更新的,是自身的工作方式。选题不只是内容选择,也是在选择未来可能进入的场景;策划不只是结构安排,更是在为内容寻找合适的生活接口;营销不只是曝光,而是关系的建立;所谓新业态,也不该是脱离主业的“另起炉灶”,而应成为内容的试验场和放大器。

  当书不再只面对已经形成阅读习惯的人,而是被放进一个高度流动、强社交的环境中,作为编辑的我,也能获得更多真实反馈:哪些主题会被关注,哪些表达会被转发,哪些形式更容易引发讨论。这些一线感受,反过来又影响着我对选题和策划的判断。

  当书走进餐厅、影像空间和城市夜生活,它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周期。出版所擅长的严谨、深度与长期价值,并不必然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对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主动调整位置,让内容先进入生活,再完成阅读。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背景下,我更愿意把阅读理解为一种正在发生的公共文化行为。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创新,是让书从书架上走下来,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半径之中。当阅读不再被要求,而是被遇见,它才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作者系中译出版社编辑)

朱小兰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2月02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