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应以战略团结应对世界大变局

　　2026年开年以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和黎巴嫩发起的军事打击与“定点清除”行动，不仅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更深刻揭露了既有国际秩序中“权力逻辑”与“规范逻辑”的内在冲突。

　　从最初越境打击导致危机升级，到充满不确定性的外交斡旋，再到被战略界称为“TACO时刻”的政策摇摆与谈判破裂，美国的战略冒进打破了中东本就脆弱的权力平衡。在此次危机中，美国不仅无力约束以色列外溢的冒险冲动，反而“被动卷入”了更深的战略泥潭。结果，美以伊冲突不仅透支了霸权国家的战略资源，更在世界范围内清晰地折射出单边霸权体系及其实力威慑模式正走向崩溃边缘。

　　二战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高度依赖同盟体系与对多边机制的实用主义操控。然而当下，建立在武力之上的“美国治下和平”模式却面临道义与现实的双重破产。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治理机制在单边强权面前屡现效能赤字；在加沙、黎巴嫩及伊朗多地蔓延的战火中，美国将狭隘的私利置于国际公理之上，一再滥用否决权导致机制瘫痪。2026年3月底，面对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进攻，黎巴嫩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紧急申诉，再次凸显了国际法在强权面前的脆弱。西方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恶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安全的外部环境，其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等溢出效应，更是严重冲击了全球供应链，透支了全球经济复苏的红利。

　　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同样在西方阵营内部引发了焦虑。在应对此次危机时，欧洲各国对美以的行动展现出显著的态度分野：从欧盟委员会发出的克制呼声，到英国拒绝卷入进攻行动的战术切割，再到法国与西班牙的法理审视和严正拒绝，以及德国关于“无休止战争不符合欧洲利益”的务实警告。在亚洲，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谴责以色列，即便是传统上在安全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的日本，也以相对冷处理的姿态回应美方的联合护航倡议。这种战术性规避与其背后的自主性诉求，表明西方阵营内部对单边冒险的集体戒备正在上升，由此重塑并动摇着美式霸权的基石。

　　面对西方舆论试图为单边干预构建的虚假叙事，以及多极化趋势下旧权力结构的焦虑，“全球南方”的应对方式也须从“道义觉醒”走向实质性的战略协同。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指出的那样，“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国际权力结构的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是旧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新国际规则的积极塑造者。在21世纪，全球南方的崛起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少数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终结了长达数百年的西方现代化叙事垄断。

　　在世界变局的惊涛骇浪中，全球南方唯有走向“战略团结”，才能牢牢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主权。这种团结不是要组建封闭排他的军事同盟，而是要围绕公平正义、多边主义与发展权益，形成超越意识形态与地缘分歧的“议题联盟”。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具备高度政治意志的国家群体，筑起了规范制衡的防线。从巴西、南非对“先发制人”战争借口的法理反思，到马来西亚对单边行径的尖锐批评，再到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主动跨越地缘局限展开穿梭斡旋，“全球南方”拒绝选边站队，而是借助在多边平台集体发声等方式，形成了实质性的软制衡力量，极大地推高了霸权国滥施单边主义霸凌的国际政治与道义成本。

　　在重塑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稳定器”与“中流砥柱”作用。面对单边主义肆意践踏国际法底线、部分西方国家深陷“双重标准”的道义破产困境，中国不仅在第一时间从法理层面拨乱反正，更以实际行动捍卫人类良知与多边规则。

　　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提供了从理念到实践的优质公共产品。无论是促成沙伊复交，还是推动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中国始终将劝和促谈作为化解区域冲突的核心路径。新一轮中东危机爆发后，中国通过密集的穿梭斡旋引领局势降温，构筑起阻止冲突外溢的防火墙。贾谊《过秦论》中那句千古名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深刻指出：强权若背弃国际道义与和平法则，其霸权基础必将松动。这不仅彻底剥去了单边主义的伪装，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方案的现实可行性：“全球南方”完全有能力将道义呼声转化为规制霸权、维护秩序的实质性政治力量。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宏观视角看，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强权体系的式微并非源于外部挑战，而在于其自身对公平正义的背弃与对和平发展时代潮流的严重误判。传统霸权体系的效能下降与“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共同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层动力。与“全球南方”走向战略团结、联合自强的历史进程同步，国际社会多极化的态势已然不可逆转。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必须也一定会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通过持续的制度性合作与规范重塑，超越阵营对抗的历史窠臼，共同写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作者梁国杰系大连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大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通讯作者殷知行系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生、韩国全南国立大学文化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