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圆桌
AI时代,为什么要有“活人感”
胡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17日 06版)

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过去,我们使用工具来完成某件事情:用刀是为了切割食物;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路线;拨通电话是为了与某个人说话。今天,技术从我们手中的工具变成了身处其中的环境,我们甚至不再觉得是在“使用技术”。我们只是醒来就看手机,工作依赖屏幕,社交通过平台完成,导航决定我们如何移动,算法决定我们看到什么,搜索引擎外包我们的记忆,生成式AI开始帮助我们思考和写作。技术成为我们感知世界、安排时间、维持关系、获得信息、表达自我甚至认识自己的基础设施。
当技术化作无法轻易退出的生活条件,关键问题就不仅在于我们使用技术太多,更在于我们对技术有多依赖。人类正迅速变得“为技术所困”:许多人与智能手机之间的联系,已经比与他人面对面的、未经技术媒介介入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智能手机让我们越来越依赖媒介化的关系,而人工智能进一步使这种关系变成了可以回应、理解、陪伴我们甚至替我们思考的“拟人化关系”。
没有遭遇,就没有活人感
这种依赖技术的封闭化生活的最终结果是,我们与自身及与他人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首先,数字技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比面对面交往更可预测的世界。在线交流中的信息、节奏乃至互动方式,往往可以被提前筛选和安排,我们因此更容易预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次,这个世界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更加容易控制:我们可以选择与谁联系、看什么内容、何时回应,也可以随时退出一段令人不适的互动。第三,数字关系通常比真实的人际关系承担更少的现实后果。后者要求我们投入身体、时间和情感,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拒绝、冲突、误解、责任以及承诺;而前者改变了我们对关系的期待,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真实关系的复杂性。
此外,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通过电子游戏、流媒体节目、短视频,以及大大小小的屏幕,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滑入一个由媒介构造的生活世界。相比之下,直接地生活,不设障碍、不经过预先安排、不依靠策略与表演,也不与他人保持刻意的身体和心理距离,反而变得异常困难。而所谓“活人感”,却恰恰依托于可以直接进入现实的能力:直接地感受,直接地行动,直接地与另一个人相遇。
这里的“直接”并不是拒绝一切媒介,而是指人在面对世界时,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完全交给屏幕、算法和预先设计好的互动机制。回到一种完全“无媒介”的原始状态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从来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图像、工具和各种媒介理解世界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媒介,而在于媒介是否把人与世界之间原本开放的关系完全预先组织完毕。如果算法根据我们的偏好推荐内容,平台根据我们的兴趣组织关系,人工智能根据我们的需求生成回应,那么,世界在抵达我们之前,就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处理成“适合我们”的样子。
而“遭遇”恰恰发生在这种预先安排被突破的时候。遭遇意味着某种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真正进入经验,并迫使自己作出回应。人无法预先决定会遇见谁,无法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说话,也无法控制一次交往最终会把自己带向哪里。这种经验之所以是遭遇,正是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确认自己的既有偏好,而是让某种异质的、意外的、不可完全控制的现实真正抵达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化生活最大的风险,并不只是信息茧房与自我的数据化,而是遭遇的减少。一个越来越精准地满足我们的偏好、预测我们的需求、过滤我们的不喜欢之物的世界,可能让生活变得更加顺畅,却也可能令意外减少、让他者消失,耐受力下降,无法承担选择的后果。而缺乏种种被现实“碰到”的经验,人的生活就从遭遇世界退化为消费一个为自己定制的世界。
没有遭遇,就没有真正的活人感。因为所谓“活着”,并不只是维持生命或处理信息,而是让自己不断暴露于一个无法完全预测和控制的世界,并允许这个世界真实地作用于自己。
活人感:被现实触动和改变
活人感并不来自人摆脱媒介,而来自媒介尚未完全替代人与世界之间的遭遇。遭遇也并不只是指碰到某件事情,而意味着人与某种原本无法完全预料、无法完全控制的现实发生接触。活人感因之成为一种被现实触动和改变的能力,可以理解为一组与人的真实存在方式有关的特性。
首先是身体性。活人感来自一个具体身体的存在。人不是悬浮在信息空间中的抽象意识,而是会疲惫、疼痛、衰老、饥饿,也会感受到温度、触碰、气味和空间。身体使人的经验具有不可替代的“此时此地性”。由此,真正的活人感总是带着某种具身经验。
其次是本真性。它是一个更深层的哲学概念,关心的是:一个人是否真正按照自己的存在处境生活,是否能够面对自身的有限性、选择和责任,而不是完全按照外部规范、社会角色或他人的期待来生活。不过,当我们说某个人或物“有活人感”时,通常不是在判断其是否符合某套哲学意义上的本真性标准,而是在说: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一个具体的人真实地存在过、挣扎过,曾经被世界所影响,且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世界。
再次是相互性。真实关系不是单方面获得服务或回应,而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另一个人不会永远顺从我们,他/她有自己的意志、边界和情绪。活人感意味着愿意面对人的“他者性”,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的他者,就很难产生真正的活人感。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被我们感知为“活着的人”,恰恰不在于他多么像我们、顺从我们,而在于他始终有一部分不属于我们、不能被完全预测和控制。
最后是开放性。一个真正活着的人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稳定的自我,而是在与世界和他人的持续相遇中不断变化。一次偶然的谈话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一本书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段关系可能让人重新理解自己,一次失败甚至可能重新组织一个人的价值观。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管理经验,但真正的生活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被完全管理的经验之中。
懂得了这些特性,我们就会明白,活人感不是“表现得像一个活人”(如果是表现,那就还是虚拟的),而是一个人真正活在世界之中:愿意走出完全可控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情感和判断暴露于外;愿意面对一个不会永远顺从自己的他者;愿意承受关系中的摩擦、等待、误解和偶然。
仔细思考一下:一段在线关系,真的能够像面对面的关系一样诚实、开放而具有切身感吗?当味觉、触觉、嗅觉——甚至血液、汗水和泪水——都从关系中消失时,这是否会改变我们经验的质量?沉浸在电子游戏或聊天室中,和在一片被雨水打湿的草地上真正玩游戏,或者与一群人面对面聚集在一起,是同一种体验吗?人工智能以及那些依靠算法创作作品的设备所产生的参与感,能够等同于人与人之间彼此激荡而诞生的创造力吗?焦虑与脆弱是人与生俱来的,机器也能够通过某种“自我”编程复制这种效果吗?
一个完全没有偶然、没有脆弱、没有身体摩擦、没有情感风险的世界,或许更加高效和流畅,却未必更加“像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泳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17日 06版
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过去,我们使用工具来完成某件事情:用刀是为了切割食物;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路线;拨通电话是为了与某个人说话。今天,技术从我们手中的工具变成了身处其中的环境,我们甚至不再觉得是在“使用技术”。我们只是醒来就看手机,工作依赖屏幕,社交通过平台完成,导航决定我们如何移动,算法决定我们看到什么,搜索引擎外包我们的记忆,生成式AI开始帮助我们思考和写作。技术成为我们感知世界、安排时间、维持关系、获得信息、表达自我甚至认识自己的基础设施。
当技术化作无法轻易退出的生活条件,关键问题就不仅在于我们使用技术太多,更在于我们对技术有多依赖。人类正迅速变得“为技术所困”:许多人与智能手机之间的联系,已经比与他人面对面的、未经技术媒介介入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智能手机让我们越来越依赖媒介化的关系,而人工智能进一步使这种关系变成了可以回应、理解、陪伴我们甚至替我们思考的“拟人化关系”。
没有遭遇,就没有活人感
这种依赖技术的封闭化生活的最终结果是,我们与自身及与他人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首先,数字技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比面对面交往更可预测的世界。在线交流中的信息、节奏乃至互动方式,往往可以被提前筛选和安排,我们因此更容易预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次,这个世界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更加容易控制:我们可以选择与谁联系、看什么内容、何时回应,也可以随时退出一段令人不适的互动。第三,数字关系通常比真实的人际关系承担更少的现实后果。后者要求我们投入身体、时间和情感,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拒绝、冲突、误解、责任以及承诺;而前者改变了我们对关系的期待,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真实关系的复杂性。
此外,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通过电子游戏、流媒体节目、短视频,以及大大小小的屏幕,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滑入一个由媒介构造的生活世界。相比之下,直接地生活,不设障碍、不经过预先安排、不依靠策略与表演,也不与他人保持刻意的身体和心理距离,反而变得异常困难。而所谓“活人感”,却恰恰依托于可以直接进入现实的能力:直接地感受,直接地行动,直接地与另一个人相遇。
这里的“直接”并不是拒绝一切媒介,而是指人在面对世界时,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完全交给屏幕、算法和预先设计好的互动机制。回到一种完全“无媒介”的原始状态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从来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图像、工具和各种媒介理解世界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媒介,而在于媒介是否把人与世界之间原本开放的关系完全预先组织完毕。如果算法根据我们的偏好推荐内容,平台根据我们的兴趣组织关系,人工智能根据我们的需求生成回应,那么,世界在抵达我们之前,就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处理成“适合我们”的样子。
而“遭遇”恰恰发生在这种预先安排被突破的时候。遭遇意味着某种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真正进入经验,并迫使自己作出回应。人无法预先决定会遇见谁,无法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说话,也无法控制一次交往最终会把自己带向哪里。这种经验之所以是遭遇,正是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确认自己的既有偏好,而是让某种异质的、意外的、不可完全控制的现实真正抵达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化生活最大的风险,并不只是信息茧房与自我的数据化,而是遭遇的减少。一个越来越精准地满足我们的偏好、预测我们的需求、过滤我们的不喜欢之物的世界,可能让生活变得更加顺畅,却也可能令意外减少、让他者消失,耐受力下降,无法承担选择的后果。而缺乏种种被现实“碰到”的经验,人的生活就从遭遇世界退化为消费一个为自己定制的世界。
没有遭遇,就没有真正的活人感。因为所谓“活着”,并不只是维持生命或处理信息,而是让自己不断暴露于一个无法完全预测和控制的世界,并允许这个世界真实地作用于自己。
活人感:被现实触动和改变
活人感并不来自人摆脱媒介,而来自媒介尚未完全替代人与世界之间的遭遇。遭遇也并不只是指碰到某件事情,而意味着人与某种原本无法完全预料、无法完全控制的现实发生接触。活人感因之成为一种被现实触动和改变的能力,可以理解为一组与人的真实存在方式有关的特性。
首先是身体性。活人感来自一个具体身体的存在。人不是悬浮在信息空间中的抽象意识,而是会疲惫、疼痛、衰老、饥饿,也会感受到温度、触碰、气味和空间。身体使人的经验具有不可替代的“此时此地性”。由此,真正的活人感总是带着某种具身经验。
其次是本真性。它是一个更深层的哲学概念,关心的是:一个人是否真正按照自己的存在处境生活,是否能够面对自身的有限性、选择和责任,而不是完全按照外部规范、社会角色或他人的期待来生活。不过,当我们说某个人或物“有活人感”时,通常不是在判断其是否符合某套哲学意义上的本真性标准,而是在说: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一个具体的人真实地存在过、挣扎过,曾经被世界所影响,且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世界。
再次是相互性。真实关系不是单方面获得服务或回应,而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另一个人不会永远顺从我们,他/她有自己的意志、边界和情绪。活人感意味着愿意面对人的“他者性”,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的他者,就很难产生真正的活人感。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被我们感知为“活着的人”,恰恰不在于他多么像我们、顺从我们,而在于他始终有一部分不属于我们、不能被完全预测和控制。
最后是开放性。一个真正活着的人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稳定的自我,而是在与世界和他人的持续相遇中不断变化。一次偶然的谈话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一本书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段关系可能让人重新理解自己,一次失败甚至可能重新组织一个人的价值观。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管理经验,但真正的生活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被完全管理的经验之中。
懂得了这些特性,我们就会明白,活人感不是“表现得像一个活人”(如果是表现,那就还是虚拟的),而是一个人真正活在世界之中:愿意走出完全可控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情感和判断暴露于外;愿意面对一个不会永远顺从自己的他者;愿意承受关系中的摩擦、等待、误解和偶然。
仔细思考一下:一段在线关系,真的能够像面对面的关系一样诚实、开放而具有切身感吗?当味觉、触觉、嗅觉——甚至血液、汗水和泪水——都从关系中消失时,这是否会改变我们经验的质量?沉浸在电子游戏或聊天室中,和在一片被雨水打湿的草地上真正玩游戏,或者与一群人面对面聚集在一起,是同一种体验吗?人工智能以及那些依靠算法创作作品的设备所产生的参与感,能够等同于人与人之间彼此激荡而诞生的创造力吗?焦虑与脆弱是人与生俱来的,机器也能够通过某种“自我”编程复制这种效果吗?
一个完全没有偶然、没有脆弱、没有身体摩擦、没有情感风险的世界,或许更加高效和流畅,却未必更加“像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