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因孩子腹痛，我们带他前往市人民医院。儿科专家发现孩子肝大，我们立刻在该医院做了肝功全项化验。29日化验结果显示各项检查均正常。当日该院某儿科专家建议再做B超，并认为孩子“厌食”，应立即住院检查。

　 带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我们在7月31日住进了市人民医院。当天，儿科的主治医生为孩子安排了抽血化验，后说：“化验主要查非甲非乙型肝炎，早上因为匆忙我忘了填丙肝化验单。”孩子因此而做了两次化验。

　 当天，我们还做了尿常规、便常规化验。第二天，做了肝胆脾B超、心电图、胸肺透视、心脏彩超。第三天，主治医生告诉我们现在拿到的检查结果均正常，但不排除肝炎潜伏的可能，如果4～6个月内的定期检查没有问题，可以确定为生理性肝大，不影响健康，下面需要做全消化系统钡餐，并询问我是否考虑做CT。我问：“CT可以检查出潜伏肝炎么？”她说：“不能，但做了肯定是有好处的。”

　 8月4日我们要求出院，医生说虽然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但周五医院不办出院手续，而治疗（为预防住院期间交叉感染而给孩子上的青霉素静脉注射，以及保肝的“能量合剂”）也不够一个疗程，为“照顾”我们允许周日停针办出院手续。

　 8月5日，如释重负的我们准备打完最后一针办理出院。这时，主治医生对我说：“明天（周日）你下午来办手续，因为上午算不出来账，下午才结账，出院后，你们再找一家有传染科的医院，做一下非甲非乙型肝炎化验。”我当时愣在那里，问：“我们住院难道不是主要检查非甲非乙型肝炎引起的肝大吗？”她说：“我们医院没有传染科，做不成那些化验。”

　 此时的感觉，如再次跌入深渊。我们可以不计较床头柜里爬满了的蟑螂，可以不计较护士只在打针时才出现的一级护理，不计较医院硬性让我们买的劣质“一次性”脸盆、拖鞋（儿科统发40码的男式拖鞋）、痰盂，不计较要我们住院的门诊专家和主治医生不吻合的诊断。但6天我们花费了高达1310．26元的住院费用和因请假而扣发的工资，仅得到了和住院证上相同的出院证明：肝大待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医生所说的“一次化验不一定准确、要检查是否有非甲非乙型肝炎”。但当我们心急如焚地住进医院，医生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既然住进来了，就别着急，慢慢检查。”可我们是来住院的而不是来住宾馆的。当我们准备出院时，医生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找有传染科的医院做检查。”这对病人的伤害不仅仅是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他们对医生最基本的信任。

　 至今我仍不明白，既然有化验不能做，主治医生为什么一而再地以种种原因延长我们出院日期，拖至最后一天才将问题交给我们。而我应该自责懊悔的是，为什么没有仔细询问医院情况，我既然能够每天按刻度放好点滴的糖水、调节点滴速度、观察输液管里有无杂质和气泡像半个护士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在医生让我决定做什么检查的时候也承担半个医生的责任，多问一句话、多操一份心，哪怕她会不耐烦地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觉得这不好找更好的地方去！”

　 出院后我们又就诊于医学院儿科专家，孩子一切正常。而这个结果迟到了10天。

　 我想，人们和我一样痛恨那些丧失医德的医生，虽然他们是少数，但他们像能发生异变的流感病毒，使原来素质很好的医生受到感染而无法根治，用专业知识来愚弄病人的信任、践踏人们渴望健康的感情，让病人吃无关痛痒的药、做可有可无的检查，用傲慢的方式居高临下而心安理得，甚至不择手段地赚取医疗费。有时他们还会看似关心病人地问：“你是公费还是自费，是保险公司报销还是单位全报？”而每每遇到公费全报，总有人会像捡着一块肥肉，狠狠地咬上一口却让你痛得说不出。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医生都能为患者精打细算，也应该允许他们在眼花缭乱的新药和新仪器中有学习熟知的过程。我们只希望他们能保持基本的职业良心，对社会病毒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使每一个处方、让每一剂药、每一次检查都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