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

　 杨奎松同志这部研究毛泽东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选择的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过去又缺乏系统论述的重要课题。它的突出优点是：作者肯花大力气去钻研那些丰富而又庞杂的原始资料，力求把这段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在读者面前重新呈现出来；同时，又勤于思考，能够在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敏锐地发现问题，系统地进行剖析，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这就使读者感到对许多事情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丰富了原有的认识。作者的文字也流畅好读，很有点挥洒自如的气概。凡是稍知此中甘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而他的辛劳没有白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我很为作者高兴，并且觉得这种研究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在读这部著作时，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少事情比自己原来所想象的要复杂？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似乎显得犹豫，甚至会一再改变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从事革命和建设，前人没有经历过，需要艰苦地摸索着前进。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难以捉摸的未知数，还有不确定的变数，却要求你很快作出决断。很多在事后看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事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和难下决心。这就像一艘大船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波涛，不知道水面下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漩涡，无法在事前都看得一清二楚，稍一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处在这种状况下，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决策者的难处可想而知。他们不能不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设想，经过许多次权衡利弊，反复比较，然后才能下最后的决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多谋善断”。事实上，在作出决断后，还会遇到许多事先没有料到的新情况，还会发现原有判断有不准确或不恰当的地方，因而在行动过程中作出若干调整。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说，有人能在一开始时就对周围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种种重大决断，然后没有丝毫改变地加以实现，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后人正是需要从前人那些艰难而复杂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多懂得一点世事，增长自己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书中的所有看法我都赞成。力求重现历史，本来就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当代的历史资料，既太多又嫌少。说太多，是指有关资料浩如烟海，这是古代历史不能相比的，即使是最勤奋的研究者也只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说嫌少，是指有些重要历史环节却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留下的也不能说全然可靠（例如俄国档案中有关中共主张的记载，少数地方因经过翻译和转述，可能同原意有出入）。作者的分析，有时就只能借助于推断。这种推断，有准确的，也可能有不够准确的。作者为了尽量少讲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常常着重强调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是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但这对有些不熟悉事情全部情节的读者也可能留下片面的印象。但不管怎样，这些都可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为了弄清一些复杂的问题，研究者有时就像努力攀登高峰的探险者那样，需要经过长期而顽强的探索，在前进中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也总比只在原地踏步要好。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该文是他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文所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