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建行一个储蓄所遭到两名暴徒抢劫，在报警未果的情况下，职员姚丽与之周旋，以较小的损失保护了银行巨额财产，却因“未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而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本报2000年3月20日以《她是“狗熊”吗？》为题率先披露“姚丽事件”，引起一场关于“英雄”与“狗熊”的讨论。

　 生命与财产孰轻孰重？

　 这次，法律和舆论都站在姚丽的一边。她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表示声援的电话、信件，称她是“了不起的英雄”。广发银行为这个弱女子的精神击节叫好，特地请她到广州来工作，并提供优厚的待遇，但被姚丽婉言谢绝。她说：“我决定打这场官司时，目的不仅仅要讨回自己应该得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

　 有人评价，这是中国民主法治进步的又一标志。自此，许多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了什么是“紧急避险权”，懂得了“人身权高于财产权”。

　 2000年3月23日，即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第22天，姚丽重新回到建行工作，不同的是换到了另外一个储蓄所。对这份失而复得的工作，姚丽格外珍惜，尤其是对安全工作特别负责。日前，又传来消息：她刚刚通过了储蓄员业务考级。

　 姚丽拼命工作，本以为本世纪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都该结束了。可是，在此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又勾起她痛苦的回忆。恢复工作3个月后，大庆市建行又向姚丽宣布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姚丽本人无法接受，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事隔不久，黑龙江省建行拍摄的录像片《严峻的考验》，其中把“姚丽事件”说成是“耻辱的行为”。为此，姚丽哭了不止一次。正如当时接到姚丽报案值班警察所说的：“她已经承受了一个25岁女孩所能承受的一切！”

　 姚丽已经恪守了一个普通职员在危险时刻的职责。难道社会一定苛求姚丽非“英雄”即“烈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