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来，世界各国都认准了这条路，铆足了劲，希望通过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调整来谋求更大的发展机会。对中华民族来讲，摆在面前的机会如果抓不住，就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了。

　 影响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在于：1、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进程是否被打乱；2、我国发展战略是否对头，发展目标的轻重次序是否对头；3、我国外部环境是否允许我们按部就班地发展。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综合国力没有清醒的认识，便容易洋洋自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那就不可能超越自己。

　 ■拥抱新世纪系列访谈之二

　 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综合国力评估研究”主持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1997年作为课题主持人，对世界大国综合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研究，首期研究报告于今年9月完成并公布，引起强烈反响。其主要著作有《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兴衰的历史考察》、《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合著）。

　 综合国力通过哪些因素体现

　 记者：很多老百姓很关心下个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情况，综合国力是通过哪些主要因素体现出来的？

　 王在邦：综合国力这个概念一般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教育科技实力、环境资源实力，这都是硬的指标，可以检测比较出来。另外还有软的指标，包括制度创新能力、廉政程度、民族凝聚力、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等。

　 怎么看待下个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不仅老百姓关心，高层领导也很关心，因为它涉及的是中国在当今世界处于什么地位这样一个基本战略判断问题。只是我们在发展综合国力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上觉悟迟了些。几百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我们对外部世界认识不充分、不到位，加上内部动乱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我们没能利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来充分发展自身。

　 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基本上抓住了国际形势缓和这个机遇。尽管我们也遇到一些风浪，但我们闯了过来。我们现在已取得了20年的成功，能不能继续成功地走下去，对我们来说，抓住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初这个机会非常重要。因为21世纪的时代特征基本上也是和平与发展，只不过今天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跟80年代中期不一样，与冷战刚刚结束时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把它归结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这是当前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要害。

　 最近两年来，世界各国以及国际舆论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理论反思。反思和平与发展，反思经济全球化。反思的结果是，世界各国都认准了这条路，铆足了劲，希望通过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调整来谋求更大的发展机会。对中华民族来讲，摆在面前的机会如果抓不住，就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了。

　 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保证是什么

　 记者：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保证是什么？

　 王在邦：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进程不被打乱。经过20年来的改革，中国社会自身的面貌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变化是五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但我们这个制度还应该完善。与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相比，我们更稳妥、更沉着，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在最近20年中，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善就改善在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在坚持这条道路中自我完善。

　 那么今后10年、20年，我们成功的第一个保障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进程不被打乱；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是否对头，我们发展目标的轻重次序是否对头；第三个保障是我们的外部环境是否允许我们按部就班地发展。

　 记者：对老百姓来讲，他们更看重综合国力的什么方面，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实力？

　 王在邦：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他们更看重的是生活逐步改善、提高。只有综合国力稳步增强，老百姓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提高。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有特殊性。综合国力发展了，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就会随之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老百姓最痛心的就是我们的综合国力不行。

　 记者：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科教水平和资源潜力是乐观还是不太乐观？

　 王在邦：展望我们未来综合国力的发展，我们必须用现实的一种态度，理智地进行横向比较，不忌讳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科教实力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综合国力。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在人口控制、环境改善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科教水平、科教投入也有所提高和增加，但这仍然是制约我们综合国力提高的“瓶颈”。

　 记者：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自己的综合国力达到较高水平？

　 王在邦：我们的综合国力一天天在增强，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在好转。如果按照一定的速度发展，二三十年后可望基本摆脱目前的落后状况。

　 记者：综合国力的研究和比较有什么意义？

　 王在邦：通过综合国力的研究，能够发现制约我们综合国力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哪里？我们已经发现科教水平低、人口数量大是制约我们综合国力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发现这些最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我们可以指出问题在哪儿，提出建议，这是我们搞综合国力评估研究的初衷之一。

　 记者：从近代到今天，有没有一个量来衡量我们的国力增长了多少？

　 王在邦：这个很难。有人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最强，现在不行了。关于这个问题，因为不专门从事史学考究，也没有过于在意它，所以我不知道最初这个论调出自哪里。

　 记者：我看过一位历史学家的书，他认为，1749年以前中国的国力在世界上是最强的。从1749年到1949年这两百年间，中国的国力呈下降趋势，并跌至谷底。

　 王在邦：严格说来，不是我们综合国力在下降，而是人家在发展，几次机会我们都没有抓住。工业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连为一体的时候，我们还置身事外，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好处。1749年美国还没独立，英国、法国、德国相互征战，他们的综合国力也很有限，但后来人家发展起来了。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国力够强的，但那时中国没有把自己的实力运用到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以谋取更大发展上去。结果，别人发展了，而我们没发展起来。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正把世界带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期，如果再抓不住机会的话，长期落后的历史命运还是没法摆脱，弄得不好，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也会前功尽弃。

　 过高估计中国实力是“中国威胁论”的错误逻辑前提

　 记者：综合国力评估在国外也有很多，瑞士洛桑今年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它认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你怎么看？

　 王在邦：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不是一个概念，它有些预测指标，基本的是投资环境、投资效益、投资成本是不是合理，风险系数是不是相对较小，投资效益是不是相对较高。近些年来，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始终名列前茅，但其综合国力怎么可以与其他大国相比呢？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一定的人口、幅员，才能成为一个大国，其综合国力才能具有一定的规模。

　 记者：但日本的综合国力为什么很强呢？

　 王在邦：日本的经济很发达，军事力量也很强，科教投入比较高，人口超过一亿多，只是幅员小，资源少。按几个要素打分下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分值就比较低。中国幅员广，资源多，但科技投入不行，环境不行，人均更不行，几个大的方面一比就拖下来了。

　 记者：你们的综合国力研究报告发表后，国外有没有反应？

　 王在邦：国内外都不同程度地有些反应。美国方面也注意到这个事。有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关系密切。据说奥尔布赖特每次来中国之前，都要与之会面。前不久，这个人到北京来，专门约见我们，谈我们的综合国力研究成果，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综合国力，这是美国确定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此前有很多说法。有人甚至用购买力来评价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说中国的实力不得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澄清一些偏见、一些误解，中国人要对这个问题有个恰如其分的解释、说明，以免误导政策、误导舆论。如果中国人对自己的综合国力没有清醒的认识，发展20年很成功后，便容易洋洋自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那就不可能超越自己，不可能持续发展。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我们的研究对外国人也会产生影响，有助于外国人恰如其分地评估中国的实力。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实力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错误逻辑前提。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有必要对综合国力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照片：本报记者　晋永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