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民万良群被道边楼上坠落的一块砂轮砸伤，法院判决楼上10名住户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明洋先生认为如此判决有悖法理（6月18日“青年话题”版），笔者发表《此案判决没有错》一文予以反驳（6月22日“青年话题”版）。6月29日，刘喜中先生在“青年话题”发表《“砂轮案”就是判错了》一文，支持王先生观点，对笔者观点提出批评。鉴于此类案件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现行法学教科书鲜有涉及此类案件，很有重要进一步探讨。

　 通过争论我们不难发现，此案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只要它保护一种权利，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美国法律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权利的相互性）。在10名住户孰为加害人无法查清的前提下，法院只可能就两种利益作出选择：一，保护受害人利益，冤枉9户人家；二，驳回受害人诉讼请求，绝不“冤枉好人”。那么这两种利益何者为重？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法律背后的潜在规则。

　 从立法背景上看，建筑物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致人损害责任是一种历史非常古老、各国立法采用最多的特殊侵权责任。在日耳曼法中，建筑物致人损害的，不问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也不问其有无过失，只要是建筑物的利用享有利益者，皆负赔偿责任（参见李谊琛《日耳曼法》第97页）。在现代西方各国，建筑物致人损害，法律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建筑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没有过错也要负赔偿责任，如法国、意大利、瑞士）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如德国，我国也采取此原则）。各国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源于损害分担思想和危险责任理论。在地上设置建筑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建筑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作为建筑物的受益人，有义务参与承担风险并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的管理，确保他人安全。具体到本案，10名住户均就建筑物的利用享有利益，在孰为加害人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他们有义务参与承担风险并分担损害。

　 从办案的社会效果来看，此类案件受害人难以举证（受害人走路不可能总是抬头看天，要求受害人举证“砂轮”是从哪一套居室掉下来的，几乎等同于宣判受害人“死刑”———受害人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在孰为加害人无法查清的情况下，若把建筑物视为一个整体，楼上的10名住户作为一个整体均视为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则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相互推诿，使受害人受到侵害的合法权利及时得到救济，进而消除纷争，稳定社会秩序。相反，若按照刘喜中先生观点，则受害人必然因无法举证而投诉无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受害人采取极端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更为要紧的是，刘喜中先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强化楼上住户的侥幸心理（受害人几乎无法举证，逃避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非常大），使他们疏于履行对建筑物的管理义务，疏于采取保护他人安全的措施，这必然导致公民因缺乏安全感而在行走时“人人自危”，正常的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破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种利益比第二种利益更为重要，法院应优先保护更为重要的利益（此类案件受害人往往是无辜的，且此类危险受害人难以防范，法律必须尊重这一事实）。当然，鉴于此案有9户人家受冤枉，法院在保护第一种利益时，有必要衡平第二种利益，在判决住户分担损失时应适当减轻住户赔偿责任（在“砂轮案”中万良群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3．4万元，法院仅判决楼上的10名住户各赔偿1293．33元，笔者猜想法院可能已经考虑到上述因素，其判决的正确性应当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