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父”这个称谓，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已经很难考证，但最早将这个称谓诉诸文字的，则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上个世纪30年代，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历尽重重艰险，辗转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迅速就被朱德总司令的经历和性格所吸引，决定为朱德写传。“红军之父”这四个字最早出现在史沫特莱所著的朱德元帅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里。另一位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也曾对朱德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做是一个人……”

　 白驹过隙，岁月悠悠。进入21世纪初春，解放军出版社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宝库里再度开发，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史沫特莱当年对朱德恰如其分的称谓，也成为这套丛书的一本书名：《红军之父》。较之60多年前史沫特莱等人的著作，这套丛书又补充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一些传说进行了考证，对谬传进行了纠正，情节和细节都经过专家认同，具备“真”和“全”的特点。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更加注重了文学性。与那些资料性较强的书籍不同，作为文学传记的写作，重视营造氛围，从而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般徜徉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

　 先把我们的记忆从现在的时空倒回去，一直倒转到1927年的那个长江中下游的夏天，那个炎热夏天的武汉至九江的江面上。太阳把江面照得一片通红的时候，那条在当时可视为豪华的客轮从许多驳船、桅船及小渔船的缝隙中钻出来了，沿江而下，船尾喷起的浪花把整个江面从梦中搅醒，然后在江心筑起一道菱形的浪堤，娓娓向后延伸，一直到岸边。

　 这段文字再次说明：即便同一件事，它投射在作家和史学家心目中的景象也是绝不相同的。如果这个场景确实曾经存在的话，在史学家那里，它们极有可能将被抽象成如下主题词：1927年夏。晴。长江九江段。如此，时间、地点、气候三要素都已交代清楚，再简洁不过了。而作家偏偏要在这里花团锦簇地抒发一番诗情画意，让读者不知不觉地完成时空转换，顺其自然地前去观赏那片流金溢彩的江面。同时，这种自然的描写，往往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一个成熟的作家，对于任何一处氛围的铺排，都是心有灵犀的，笔在写景，心在写意。

　 关于南昌起义，许多资料和书籍都曾经描述过朱德当时以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请客、拖住几名军阀团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因有较强的传奇色彩而广为流传，也不可避免地演绎出许多版本。对于这一重要情节，作者采用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在扑朔迷离的故纸堆里透视历史的真相，材料取舍较为得体。作品引用了这样一段回忆：“我们打仗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现敌人的团长，其他地点也没有捉到（敌人）团长。为什么？因为起义时朱总司令在江西大旅社请客，把敌人团长都请了去。所以我们没有捉到一个敌团长。第二天，才发现（他们）都在朱德同志那里。”这段资料引用得颇具匠心，因为这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事情，目击者后来的回忆不尽相同，如果张开想象的翅膀去编织故事，绘声绘色，可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那样就有可能失真，反而因小失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目前已出版五本，作者都是多年钟情于军事文学创作的军旅作家，其写作风格各有千秋，每部作品也各有特色。其中，《雄关漫道》以细腻的笔触，精雕细刻了横刀跃马、刚直不阿的彭大将军的形象，展现了一代骁将彭德怀个人命运同中国革命及时代命运的起落兴衰紧密相连的历程。《新孙吴》则以文学的视角，对刘伯承元帅的戎马一生进行了生动的叙述。《高山魂》集中笔墨刻划了徐向前元帅历尽艰难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使这位以敢打硬仗、恶仗、险仗著称，对革命事业九死不悔的一代名将的形象栩栩如生。《大漠长空》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派聂荣臻元帅领导国防工业建设的历程，再现聂帅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风采。

　 时值21世纪初春，这套丛书的问世同60多年前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遥相呼应，连接成可供我们眺望星空的通道。昨夜星辰经过几十年岁月风雨的洗礼，经过几代中外作家的细致拂拭，闪射的光辉更加璀璨夺目，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和在这种伟大事业里表现出的卓越智慧，将永远高悬在人类文明历史的上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读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红军之父》等 刘学民等著 解放军出版社2000－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