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600万元贷款能按时到位，就是‘大补’，否则，我就会像吃‘泻药’一样难受。”———湖南祁阳的返乡创业者唐兆基近来最揪心的事还是贷款。

　 唐返乡之后的第二个项目需一次性投入资金1500万元，唐目前自有资金900万元，只够新项目铺底。如果600万元贷款及时到位，流动资金就有了，生产就会很快运转。一旦贻误战机，就会迅速背上巨额利息的包袱。如果贷款泡汤，则是灭顶之灾———10多年的心血倾囊而出，再没有折腾的资本了！

　 由于对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在香港、澳门打工多年的唐兆基的返乡，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赞赏。祁阳县委对唐兆基的贷款问题有专门批示，但领导批示归批示，银行还得按照自己的程序办事，这正是唐兆基最放心不下的事情。

　 求钱若渴却又对银行贷款有着“既想又怕”复杂心绪的，当然不只唐兆基一个创业者。

　 武汉新一天家政公司的黄淳在渡过了艰难的创业初期之后，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大发展的机遇，前提是要迅速将自己的服务网点从现在的10多个扩展到至少50个，但每个网点至少5000元的开办资金。黄淳去银行一打听，沮丧地回来了。像他目前这样的规模，不仅贷款数额难以如愿，还款期限更对不上点。他很担心：一旦到时候还不了款，银行一较真儿要封财产，公司的信誉往哪里摆？而信誉，对他这样的服务性企业来说就是生命线。黄淳坦言相告：现在每个月赚些钱，几乎全部投入，自己连买衣服的钱都没了！

　 无锡江南电器厂是苏北打工妹韩慧春领着一帮打工仔干起来的。该厂是无锡南长区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20多人、规模不大，但每年交税就接近30万元。在这家厂里，记者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用水自己打井，变电站自己架设，因为流动资金实在有限。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现实：只有靠贷款才能扩大生产规模，但一贷款就会亏损，不贷款就永远原地踏步———想吃补药，又不敢吃。

　 还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壁垒———上海杨浦小苏北旧货商店的仲伟超想租赁一块大场地，办起旧货交易市场，但他只有上海的蓝印户口，还不具备贷款的资格———想吃补药吃不上。

　 安徽无为万达畜禽食品有限公司已是年产值过千万的创业明星企业，凭其资信，贷款不成问题。但打工仔出身的老板胡万平却被整日陪吃陪喝陪玩的“公关”搞怕了，还有人明确地暗示：贷款成了，还要按比例拿回扣，否则没门儿。胡万平坦言：一圈转下来，钱是能贷到手，但算算“成本”，比从私人手里借高利贷还贵，你说贷还是不贷？

　 一位专家也指出，进城务工的青年们在农村的土地和房产为何不能作为贷款的抵押？为何不能突破“可变现财产才可抵押”的框框？

　 对创业者来说，资金可谓是最大的“瓶颈”。特别是在起步期和大发展的前期，对资金最为渴求，甚至数千元、几万元就是一个有力的支点，帮助创业者崛起。但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创业者的创业经历与银行有深深的隔膜。在“补药”还是“泻药”的困惑之间，许多人选择了对银行的放弃。等到公司进入效益显著的阶段时，公司凭自有资金可以平稳发展，尽管银行会主动上门，但还是很难勾起老板们的贷款欲望。在采访中，许多创业者坦率地说：宁愿错过大发展的机遇，埋头苦干，也不愿替银行打工。在一些效益良好的企业中，许多老板都指着银行主动上门颁发的“黄金客户”金字招牌告诉记者，“这些都是摆设。”

　 ———温州正泰集团南存辉当年的200万元投入，100万元是自己的，还有100万元是从社会上募集的闲散资金，没有银行贷款。正泰集团所在的温州乐清的企业，几乎全是靠社会投入。

　 ———安徽省庐江县的左胜宏从无锡回乡后创业，靠的是7年打工积累的40多万元资金。

　 ———湖南双牌的阳庆龄现在在县城有一家产销两旺的电珠厂。生产电珠的技术是她在广东打工两年的心血结晶。学成技术之后返乡，说起办厂最初的5万元银行贷款，直率的阳庆龄对记者透露：靠的是有熟人在银行。

　 来自国有银行的说法当然是有的。国有银行因为国企亏损而造成的巨额呆坏账，贷款普遍谨慎。民营企业因为贷款的数额小，相对的成本就高。还有，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一旦出现坏账，贷款发放者可能还会被怀疑串通私企业主，负上更大的刑事责任。

　 中国上市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二是民营企业，温州的100家民营企业正排队等待上市。根据人民银行年报，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企业贷款是用于流动资金的，而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借给民营经济，这和民营经济的产值占GDP的13％完全不成比例。

　 进城务工青年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获得投资或银行贷款———这个事实何时能有改变？

　 国家经贸委负责人近日披露，《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管理暂行规定》等政策性文件已完成起草工作，国家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组建方案即将完成。

　 但愿这条信息能成为创业者的福音。

　 （下期请看“进城务工青年创业寻踪之六”《渴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