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话题”9月5日刊载刘喜中先生《“消法”不管刑法的事》一文，对8月27日该版童大焕先生文章《“假一赔二”保护不了消费者；呼吁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提出不同看法。我读罢前文，颇有感触。作为一名法律学习者，我想就前文所提及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一、“制售假种子”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含了刑法规范。

　 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将其自身的调整范围界定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理论界也将消费者界定为“为了满足个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居民”，将“为了满足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作为判断消费者身份的必备要件。但现实生活中，随着民众消费权利意识增强，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购买方权利的案件也不断增多，如王海的知假买假，对医疗事故的处理等。理论界对这些案件是否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应对“个人生活消费需要”作广义的解释，以切实维护民众的消费权利；另有观点认为应对其作狭义解释，以保护商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如王海及其追随者们在各地所起诉的案件的判决结果就大相径庭。但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假种子之类的制假售假行为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则不存在疑问，因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附则中第五十四条专门规定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种子是农民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若农民在购买、使用过程中发生了由假种子引起的侵害事件，当然可以依照第五十四条规定处理。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之时，也正是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等坑农、害农事件愈演愈烈之际，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加以专门规定，以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

　 的确，刑法以犯罪与刑罚为调整对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以规制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己任。但这种部门法的划分仅是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而进行的，并不妨碍实际生活中在一部法典中各个部门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并存。而且我国长期以来在立法时，都考虑到要贴近民众、通俗易懂、便于适用等诸方面因素，往往将涉及某一方面的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都纳入同一部法律之中，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就不仅有民事法律规范，而且有刑事（第四十二条）、行政（第五十二条）法律规范。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