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上海个人信用消费尴尬刹车》一文。论及“刹车”原因，个人客户的信用风险———道德风险被置于第一位置，其次才是银行本身的粗放管理问题（当地金融界人士的主流看法）。

　 这个分析看似有理，但不足以服人。真要搞清“刹车”的原因，我看还得从国有银行高昂的营运成本及背后的体制弊端说起。

　 通过4年运作，上海个人信用消费的平均风险率是放贷笔数的1％，银行希望能控制在千分之几。百分之一与千分之几有差别，但差别不算太悬殊。评判信贷风险既得看实际风险率，又不可脱离“国情”。

　 个人信用消费在中国是个新玩意儿，比起银行放给国企的贷款动辄百分之几十的坏账率，再对比个人信用消费每百笔信贷才一笔问题信贷的实情，咱老百姓（个人客户）的信用已着实不低。再说，对个人消费信贷的坏账还该逐笔作统计分析，不见得笔笔都系个人客户恶意赖账引起。

　 家有欠债，吃饭不香。不是咱老百姓观念滞后，不屑“用明天的钱消今天的费”，实乃对个人、对家庭未来的生活稳定缺乏预期。也有个人因特殊原因（例如结婚）而又手头拮据，才会尝试向银行借钱提前消费。当然还有赶新潮的，但肯定不占多数。倘若将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萎缩背后的社会原因———深层原因搁置一边，一味拿个人客户信用欠佳作为业务量达不到预期规模的理由，显然“放大”了信用风险的实际影响力。

　 高估信用风险乃“虚晃一枪”，发放个人消费信贷无利可图才是银行的难言之隐。但银行无利可图，也不只是个“粗放管理”问题。说银行无法预知个人客户每月还贷的准确信息是“技术落后”所致，继而无法控制风险，也不能成立。

　 咱不谈国有银行的储蓄网点早已电脑化，咱只说个人消费信贷在国外已开展七八十年，那会儿还没电脑，人家咋没说“技术落后”？一家银行连客户每月有否按时还贷都弄不清，哪里还只是个“粗放管理”问题，分明是国有银行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此问题是银行体制出了问题，也是国有银行产权改制滞后带来的老问题。

　 拿“信用”问题掩盖“成本”问题———银行效率低下问题，目前尚能迷惑一些外行人。只是这种迷惑已不会太长久，只因金融市场的开放已经启动。

　 前些日子，有学者在报纸上拿香港汇丰银行与工行作定量对比，两行的总资产和年业务量大体相当，可香港汇丰银行员工才4万人，工行用人则高达40万人，效率自然无从谈起。

　 追根溯源，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下问题，属于成本居高不下的另一面，实质还是个体制问题。还是报上介绍，3年间工行系统已裁员7万人，明年还将再减3万人。

　 可咱们仍不妨替工行算算账，就算工行从明年起每年减人3万且连续减下去，要达到香港汇丰银行的水平，少说也得12年。然而，WTO留给国有银行的过渡期才5年，咱们还“拖”得起吗？

　 可以相信，银行的体制难题，业内的人士比外人看得更清楚。但有一条是明摆着的，当推出的金融新业务受挫时，还是少找客观原因，多找体制原因。如果下决心以体制创新来应对入世，何愁金融新业务没有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