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通茂实业有限公司主业养猪。通茂的猪通过了国家质检总局的“GB”认证，称作了无公害猪。企业据此打出“无公害”的牌子上市销售。

　 可是，别的养猪企业和肉商不认可“无公害”之说：“大家的猪都经畜检合格，你来个‘无公害’，我们算什么？”

　 不出3天，通茂公司的无公害猪广告牌被砸、销售摊位遭人捣乱。此事经央视曝光，宁波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确保通茂公司的猪重挂“无公害”牌子上柜销售。然而，政府协调会刚过一个多月，会议纪要却成了“废纸”。

　 咱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就是让人想不通。无公害猪是政府机构正式确认的，依法保护无公害猪流通上市的协调会也是政府召开的，从内容到形式，里外都是政府行为，咋会行不通？

　 疑问促使人们思考与反思。政令不畅，毛病偏偏出在政府自身，怨不得肉猪养殖户和经销商们愤愤不平。

　 国内现行的政府权力体制下，工商、质检、农业、卫生、环保等部门均对食品卫生与安全拥有话语权。权力一分散，必出现职能重复、交叉、错位与“真空”，引发部门之间互相争抢有“利”职能。结果人们看到，质检部门推出无公害猪，农业部门打出绿色猪，卫生部门推广放心猪。

　 猪被贴上了牌证，并不代表猪肉质量可以让人放心。无论是哪种“猪”，站在贴牌授证部门的角度，都不可能对猪肉的质量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估与确认。

　 猪的牌证一滥，猪肉流通市场必出现混乱，导致市场管理部门也闹不清哪种猪更“权威”、更可信，遑论普通老百姓呢？

　 这些年，某些政府部门对贴牌授证的事儿热衷得很！找不出正当理由也会挖空心思编出些“客观需要”弄个颁证权使使。因为在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相互交织的现有利益格局下，“证”与权互相联系，权与“利”紧密挂钩，变普通猪为“牌证猪”，对某些部门意味着有利可图。

　 此外，颁证权或授牌权的行使，还能为部门下属机构创造直接与间接的创收条件。譬如，猪要成为“绿色”，就得喂绿色饲料，购买“绿色”小猪崽。于是，饲料得有机构监制，猪崽得由机构确认。部门直属的检验机构、良种场等活儿有了，收入自不在话下。

　 国外的政府部门，行政权与事权是严格区分的。政府只行使行政权，不能染指事权。由行政权派生出来的事权，必须由独立的中介机构来行使。可咱们这儿，行政权与事权常合二为一。拿质检部门举例，下属的大小检验机构都是质检部门的亲“儿子”。质检部门根据“儿子”提供的检测报告判定被检对象的“生”与“死”，其社会公正性就已经受到质疑。国外，同类检验机构都独立于政府质检部门之外，通过有偿检验自食其力、自我发展。

　 这样，从制度安排上，就确保了国家质量行政监管的“干净”与客观。

　 宁波市无公害猪的遭遇，反映出政府“患病”、企业“吃药”的尴尬。通茂公司投入上百万元换回一块“无公害”招牌欲挂不成并不奇怪，政府的体制病不除，让企业“吃药”的事今后还多着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