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工业化，由于搞得太匆忙，不免会丢三落四，顾此失彼。高投入、低产出、低收益的增长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给日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隐患。英国经济学家莫舍·卢因曾说，“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和没有效率的经济”。

　 1924年1月21日，列宁溘然长逝。几经党内纷争，斯大林声望日隆。此时，新经济政策成效彰显，苏联元气恢复，经济重新达到“一战”前的水平。尽管如此，苏联国力仍然比较孱弱，这就好比一部汽车，虽然做了保养，可关键部件仍没有更换，本应谨慎行驶才行。可是由于列宁还没来得及把这一情况告诉新主人，就撒手人寰。斯大林根据自己的判断，陡然换档，一个劲儿地加油提速，结果可想而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循序渐进，农、轻、重均衡发展；而斯大林的看法却与之大相径庭。他认为，苏联工业化落后发达国家近百年，如果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发展，与它们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而且，由于社会制度迥异，两种力量迟早要一决雌雄，对苏联来说，龟爬蜗行无异于束手待毙。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路子是先轻工，后重工，苏联应该反其道而行之，集中力量把重工业先搞上去，反回头再搞轻工业，一定能驾轻就熟，易如反掌。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完成，发展重工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

　 从1929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官方资料显示，此间重工业增长9倍，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39.5％上升到61.2％。新建大企业9000多家，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苏联工业化的骄人成就，令西方世界叹为观止，自愧弗如。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欧洲上空阴云密布，昔日的工业强国凄风苦雨，满目萧条，而苏联却一枝独秀，提前完成了头两个五年计划，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军工企业龙头高昂，比重尤高，后来，苏联能在卫国战争中取胜，也得益于这一阵子攒下的实力。

　 但凡事都要一分为二，有利必有弊。苏联的工业化，由于搞得太匆忙，不免会丢三落四，顾此失彼。据统计，1929年至1940年，苏联工业化投资年均增长17.9％，比社会总产值增长率高33.6％，比国民收入高22.6％，如按净产值计算，投入与产出差额更大。高速工业化搞了7年以后，才有一家新建的重工企业赢利。高速度、高投入、低产出、低收益，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自然、人力资源，而且从长期看收益递减。这种片面追求速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有人曾测算过，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每增加一单位国民收入，比美国用钢量多90％，耗电量高80％，投资要多出一半。或许，后来苏联经济被日、德赶超，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重工业的高速度相比，其他产业就黯然失色了。在10多年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轻工业的增长幅度，仅为重工业的1／3,最惨的是农业，不仅停滞不前，甚至一度倒退。这同苏联重工业的成长特点不无关系。重工业规模大、周期长、投资多，没有殷实的家底，开工费劲点火更难。资金从哪里来？在1926年联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曾作了一个报告，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他提出，英国靠掠夺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德国拿普法战争赔款办企业，沙俄靠外国贷款、投资搞工业化，这些苏联都不能用。惟一的办法是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走社会主义的积累道路。这条路，其实就是采取“剪刀差”，以农补工。但农民的觉悟远没有想像的那么高，政府压低粮食收购价，抬高工业品售价，农民干脆把粮食堆在囤里，贵贱不卖了。1927年末到1928年春，苏联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眼看企业还未上马便要歇工，政府便又使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老套路，派出小分队，下乡强行征粮。根据《刑法》第107条，凡有粮不售者，一律判处有期徒刑。

　 可是，强征硬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便有了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从1929年11月起，苏联开始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历史轨道的任务已经完成”。原来的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由国家向集体农庄选派干部，负责组织生产，于是，农民失去了经营自主权。为了让农民“安心”农庄，1932年12月31日，苏联恢复了沙俄时期的身份证制度。农民没有身份证，便不能自由迁移，他们只能像祖先一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政府还控制了全部农机具，到1932年，共建立了2502个机械拖拉机站。它们为农庄提供索价不菲的服务，农庄则用农产品支付报酬。1933年，苏联宣布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粮食交售额占产量的32％－43％。对苏联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在实现高速工业化的同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建立并巩固下来。高速工业化，在联共党内曾引起极大的争议。为了加强领导，斯大林断然采取了铁腕政策。30年代的“大清洗”，使集权制达到了顶峰。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大家只能惟“上”是从，老老实实干活，不敢越雷池半步，发展经济的真知灼见被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被冷冻了。

　 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虽能保证资金、物资、劳动力及时到位，使重点建设项目如期完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愈发突出。企业成了国家的车间，产品、工资、利润成了符号，价值规律失去了效用，经济发展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由于苏联始终没能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总是跟着政治需要走，以“重”补“轻”、以“重”补“农”，最终只是南柯一梦。英国经济学家莫舍·卢因曾说：“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和没有效率的经济”。或许，这是对苏联高速工业化比较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