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也称“地球峰会”）目前正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作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创始人、第一届地球峰会的主持人以及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促成者，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对当前世界的诸多热点问题颇有感触。近日，现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的加利先生，在该组织巴黎总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此次“地球峰会”问题、“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美国单极称霸世界问题、中国未来发展状况等国际焦点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环保不光是发达国家的事

　 记者：正在召开的第二届地球峰会，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聚焦到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来。自10年前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首届地球峰会以来，地球环境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日益恶化。您作为上届会议的主持人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创始者，对此有何看法？

　 加利：不可否认，10年前的第一届地球峰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向人们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可持续发展”。什么叫“可持续发展”？简单地讲，就是人们应该将经济发展视作一项长期行为，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是以生态环境和自然空间的恶化为代价，谋求短期或中期的丰厚工业产值和回报。近10年来，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比如，40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专门负责环境事务的“环境部长”，这就说明人们已开始对此予以重视。

　 当然，有舆论对近10年来人们在环保方面做出的成绩提出质疑。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全新的概念，从它的提出到深入人心，继而变成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几年之间就能做到的。“如何使它深入人心”是一项具体而复杂的工程，包括举行一系列的国际活动，比如，制定国际公约、召开国际会议、组建国际组织等。

　 记者：有舆论认为，首届地球峰会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没有兑现将0.7％的国内生产总值援助给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作为上届峰会的历史见证人和主要负责人，您是不是有些遗憾？

　 加利：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保护地球环境是全球所有成员的共同义务和责任，这其中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当然，作为拥有全球80％财富的发达国家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在第一次地球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拿出本国0.7％的国内生产总值来援助发展中国家，但这一目标远未实现。可能只有两三个国家的援助达到了这一标准。他们当然应该对此进行检讨。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应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基本的基础设施，或是整天处在兵荒马乱的战争状态，发达国家又怎会愿意去那里投资？

　 记者：近几个星期来，我们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规模空前的洪灾肆虐欧洲诸国，亚洲许多地区也同样洪水泛滥。许多人士由此呼吁，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必须采取治理地球环境的切实行动，而不能只开一张空头支票。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治理日渐恶化的地球环境。

　 加利：你讲到了水灾，这涉及到气候变化的问题。我还想向你举出一些我亲眼见到的灾害，比如非洲地区的饮水安全、野生鸟类的生存，以及荒漠化等。面对众多问题，我们是同时治理，还是有选择、有重点地“个案处理”？把哪些问题作为当务之急？这都是正在举行的地球峰会应该思考的。我想，如果某一天，我们将目标集中到一些重点问题上，那么其工作效果一定会强过“遍地撒网”。历史已经证明，想要同时解决所有的环保问题，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

　 伊拉克应努力粉碎某些国家的美梦

　 记者：您在海湾战争结束当年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并在近10年中对中东地区冲突的解决倾注了大量心血。历史在今天很可能重演，因为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已箭在弦上。您对这场危机的前景如何看待？

　 加利：我首先担心的是饱受战争与制裁之苦的伊拉克人民。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国际制裁的重压下和国内政治因素的限制下艰难地生存。当我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曾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减缓他们的痛苦。1996年，我成功地促成了“石油换食品协议”的签订，使伊拉克可以利用部分石油出口的收入来进口急需的食品、药品等物资，这使伊拉克人民的艰难处境有所缓解。

　 然而今天，伊拉克再次面临军事进攻的威胁，我希望冲突各方和联合国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定。因为一旦开战，最终受苦的还是伊拉克人民。同时，我也劝告伊拉克政府，如果它愿意看到危机的和平解决，如果它愿意使伊拉克免受战争之苦，它就应做出积极的姿态，同意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返伊展开调查，并接受国际观察人员的监督，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士一道，为伊拉克危机的和平化解做出努力。

　 记者：伊拉克政府近日提出，愿意接受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并邀请美国的一些议员去执行核查任务，但这项邀请迄今未被联合国接受。美英国家认为，这是伊拉克政府在大军压境前采取的缓兵之计。您对此有何看法？

　 加利：我不愿意谈论这些细节问题。我只想说，如果有一天，伊拉克和联合国最终达成了协议（尽管这看似并不容易），那么将不仅有利于伊拉克危机的解决，也会使那些急于动武的人难以得逞。如果伊方有人问我，假如我们让联合国人员入境检查，谁能担保这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对此，我本人无法担保，也没有人可以担保。但是，既然你目前处于弱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届时，你一定能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使那些崇尚武力的人美梦难圆。

　 制衡美国需要多国的合力

　 记者：无论在地球峰会上（布什总统拒绝出席），还是在伊拉克危机上，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外交思想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您本人也对此深有体会（美国阻止加利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您认为美国会成为世界的主人吗？它对联合国机制的阻碍会发展到哪一步？

　 加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能够表示出足够的意愿，来阻止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发展。如果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默认，或允许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世界主宰，那它就会变成现实；如果这些国家致力于维护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健康发展，那么任何人想当“老大”都只能是白日做梦。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不结盟运动”。从1961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到1981年的第七次峰会，不结盟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运动在20年间蓬勃发展的事实说明：不一定只有超级大国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记者：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欧元的诞生和单一货币体制的顺利过渡，国际舆论似乎将欧洲视作同美国抗衡的重要力量。您认为欧洲的兴起是否能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起到遏制作用。

　 加利：如果欧洲国家愿意，他们完全可以在此问题上充分地发挥作用。但我想强调的是，并不是只有欧洲才能制衡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刚才讲到的不结盟运动外，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我们也有重大启示。当然，自苏联解体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地同美国抗衡，但只要各国愿为维护多极化格局努力，“一超”的势力一定可以得到限

　 制。只要联合国大家庭的绝大多数成员有足够的意愿阻止霸权主义的蔓延，个别想称霸的国家就难以得逞。

　 中国人的见解丝毫不比其他国家的差

　 记者：我记得您最近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南京大学当时向您颁发了荣誉博士证书。您到中国访问过几次？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加利：近20年来，我每年都要到中国访问。总共去了多少次，我也记不清了。去年9月，我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会议，并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你们的国家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而且还在近年来实现了经济腾飞。每次去中国，我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闻所见，都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不仅参观了上海、广东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感受到大连等新兴城市的活力。我曾同中国的学者和专家进行过有关探讨，他们对国际问题的深入认识和独到见解，使我印象深刻。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水平丝毫不比那些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外国同行们逊色。

　 记者：您在联合国工作时，始终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并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赞赏与尊重。您认为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应该占据什么位置？

　 加利：自从1955年以来，我曾多次与不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交谈过。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中国不愿意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时，他们的回答总是，中国首先要解决许多内政问题。我认为，中国早晚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你们的经济发展趋势、地缘政治地位和占全球1／5的人口等因素，使中国在未来不得不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我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开始，便一直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这一目标只有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愿意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说到中国的内政，我也想顺便讲一讲台湾问题。根据我在联合国的工作经验和现在的认识，台湾虽然试图在不同的场合拓展外交空间，并多次企图以独立实体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但是它的这一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我想，中国领导人既然有能力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也一定能够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我仍在为国际社会服务

　 记者：自从您1996年底离开联合国后，中国读者对您的近况了解得不多。您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并于1997年11月当选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您现在的工作包括哪些方面？是否对巴黎的工作和生活满意？

　 加利：我在离开联合国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中文版的书名叫《永不言败》。我还完成了另外一部书《全球化过程中的民主化》，近期将由南京大学译成中文，中国的读者年底前就可看到。

　 不管职务有何变化，我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在埃及教授国际关系课程，还是任埃及外交部长；不管是在联合国任秘书长，还是担任法语国家组织的负责人，我始终致力于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研究，希望为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服务。

　 至于现在的工作，我认为它同我在纽约从事的工作同样重要。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大潮，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意义重大。法语国家组织为国际社会做出的一项贡献，便是倡导和捍卫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反对文化垄断。而我的工作核心就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其自身特性的重要载体。

　 记者：您在1993年接受一位驻联合国的中国记者采访时称，两年来从未陪夫人一道看过电影。您现在的业余时间是否稍微多了一些？

　 加利：我现在还是没有自己的时间。除了处理在巴黎的日常工作外，我还要去我们的52个成员国访问，还要到不同国家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我想，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的夫人也一样。只能对她说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