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青年报》11月6日刊登《“夫妻看黄碟”案调查》，各种各样的评论家也开始“独辟蹊径”。《南方日报》“视点”11月8日发表了一篇《善待公权机关》的逆向呼声，说在人治背景下“理解公众喜欢甚至爱好批评公权机关的心理”，但“如果放到法治的背景下考察，就能发现其不合理性甚至荒唐性”。

　 为证明这个观点，该文作者有了如下论述：

　 “众所周知，根据法治的原则，百姓的权利和义务由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确定。‘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就可以为’，这一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的道理，体现了宪政背景下公民权利的广泛性和自由的真实性。比较而言，公权机关的权力则受到了极大的法制约束，‘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能为’，这一原则，使得公权机关在享有和行使权利（力）方面，和公众有天壤之别。显然，公权机关远远没有公民自由。”

　 很显然，这个“显然”没有弄清“公权”和“私权”（与该文的公权相对应）的关系。但纠正此谬不是本文本意，我们还是探讨一下“如何善待公权机关”的问题。所谓公权机关，从原文出发应该是指权力的执行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主动、持续地去执行法律规范，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立法的意图或法律规范的目的。

　 从此出发我们似乎很容易找到善待公权机关的方法：让他们更规范更有效地执行和体现法律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除了“公权机关”自身的完善建设之外，我实在找不到比“舆论监督”更好的良药了。

　 也可以说，我们对公权机关的“苛刻”正是对它的“善待”———让它体现它应有的价值。

　 应该看到，法的价值包含了很多内容，如秩序、自由、人权、正义、平等、效率，等等。公权机关的无序是对法的价值的背离，是更大的违法，它比某些乡民的某些轻微违法行为更为可怕，因为它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